核心提示：山西翼城农民比起全国大多数农民来显然是幸运的。他们在八十年代顺利实现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这与人口学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参加中国人口政策讨论。1984年春节，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记 者：曾子墨
受访者：车月莲 冯才山 梁中堂
解说：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在事实上推行较为严格的“一胎制”生育政策，“人口多，底子薄”是人所共知的基本国情，“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也在经历了阵痛后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山西一个名叫翼城的地方，却执行了二十多年的“二胎制”试点。为什么这里的人可以生两胎，人口增长又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呢？我们来到了这座宁静的小城。
解说：翼城位于山西省西南，据说县城分布在翔山两侧，像张开的双翼，因此得名。这里交通便利，是一个经济水平中上的农业县，乡村道路的墙上随处可见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
车月莲：这是专柜，计划生育专柜，这是妇女普查，流动人口，这里面是出生证明，还有乡政府、县上上环，上环、看病，做B超，这里头是免费服务介绍信，可以不掏钱。
解说：车月莲是南梁镇西贺水村计划生育信息员，从赤脚医生开始她就在这个村子里替妇女接生，至今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村里的医务室、计划生育办公室都设在她家院子里。1982年，这个村子和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厉行“一胎制”，这时，车月莲的工作让她的母亲极端反感，老人们也很不理解。
车月莲：第一次，我记得是第一个给那家上环的时候，我带着人家，偷偷的两个人早上就走了，人家婆婆后来知道以后，人家在那个村口等着我回来，我骑着车子可高兴了，两个人又说又笑，还唱，到村口吧，一看是人家婆婆，我两个人都吓愣了，我一下车子，人家婆婆就指着我骂，说你家里当绝户头，也叫我家当绝户头，我那时候两个女儿，人说你们家没儿子，也叫我媳妇没有儿子，她媳妇也生两个女儿，人家就骂，我和我妈吵了一架。
解说：车月莲的母亲没有儿子，给车月莲找了“上门女婿”，也盼望家里能有个孙子传后。但是车月莲从1964年开始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到1978年才在母亲的要求下生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和村里的大多数老人一样，在1980年代，传宗接代依然是老人普遍的想法。
车月莲：卡得特别严的时候，我们村有一年生了七个小孩，老百姓又说什么呢，说你是罪人，你将来就是罪人，说我是罪人，把计划生育抓的太紧了，政策宣传得太死了，那一年就是死亡的多，出生的少，出现了负数，等上一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生了七个，全是男的，没有一女的。
解说：1982年2月9日，国家11号文件提出：“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这一计生政策延续至今。但是，这份文件中“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是特指农民第一胎生了女儿的。不过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全国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车月莲：就是说“催粮催产，刮宫流产”，这就是任务，每年就是前面一次、后面一次，我们家每年得开两次灶，过去那个工作难做呀，难做的时候就是大队的人，乡政府的人，派出所的，一来就是一二十号，到你这个家，你不愿意结扎，他们就动员你，来了这些人都要吃饭，一搞就是好几天，我们家比人家娶媳妇还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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