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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捐献亲人器官后受到非议，这样的例子在陈忠华来说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正因为此，很多捐献者的亲人不愿露面配合宣传。为消除负面影响，8月26日，陈忠华再次来到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除向社会各界声明，易威是无偿捐献外，还向易桂义夫妇颁发了荣誉证书。
中国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的发展
陈忠华告诉我们，在国际上，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早已成为移植手术中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医学界，也早在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器官移植，但直到2001年以前，中国的脑死亡捐献率仍为零。
在国人还普遍不能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前提下，冒然开始实施捐献，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从2001年起，陈忠华开始致力于推动脑死亡概念在中国的普及。2003，中国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脑死亡捐献发生在武汉，这比陈忠华原先的预期要早了很多。
陈忠华：9岁的一个小男孩车祸。车祸以后，撞得非常严重，到医院以后就呼吸停止了。然后他的叔叔是最先开始提出，愿意捐给医院。那么当时我在，好像是一个周末，他们打电话，打到我们医院去，我接了电话以后，就派了救护车到了医疗现场，然后同时我带了两个专家过去，一个是我们的神经内科专家，一个是神经外科专家，两位专家和我，三个人加一个救护车，到了武汉市周边的一个小医院，见到了病人，他们也对他进行了检查，确实符合脑死亡标准，但是中间缺一项仪器检查，就是脑电图，当地医院没有，我们就说，只有把小孩转院，转到我们同济医院来。
同济医院当时把专家分成两个组，独立判断，实施了两套检查，12个小时以后，又实施了两套检查，反复检查都符合这标准，然后才实施捐献。
曾子墨：那当时实施器官移植，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毕竟那个时候，可能敢于实施的医院，医生，医护人员，可能都相对比较少？
陈忠华：是，当时我们自己医院就有不同意，主要是当时我们跟领导汇报的时候，领导就非常保守，说这个风险太大了，最好不要做，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这个案例太难得了，才坚持把它做下来，是这样，是顶着压力做下来的。
自2003年的田近到2007年的易威，5年间，中国内地脑死亡后的无偿捐献器官的人已陆续达到62位。捐献率由零上升到0.012/百万以上，这虽然仍与国际最高水平相距悬殊，但增长速度已明显加快。
陈忠华指出，当事医院的不配合是最棘手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易威的案例中也曾经出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死亡标准的界定。2006-2007年间，中国共出台了4个相关器官移植的政策法规，但脑死亡却仍未被写入法律，因而它的捐献也就仍处于模糊地带。
曾子墨：在陈忠华从事脑死亡捐献工作的7年里，他和自己团队的5名同事，一直就是中国内地从事脑死亡捐献的唯一一支队伍。7年里，他经手的每一个案例，都和易威的捐献一样，充满了变数和异常的艰难。
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做了一个估算：在中国香港，脑死亡后的捐献率已达到4/百万，如果中国内地的捐献率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届时，移植所需的供体就将被基本满足。陈忠华预计，如果立法环境成熟，达到这个水平，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然而截至目前，脑死亡仍未作为死亡标准被写入中国的法律，在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于脑死亡后的自愿捐献也尚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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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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