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动作是要做的，改革总是有阵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弄到像以前很多国家那种惨烈的那种剧痛，不是那样的。但是我想说，长而久远的那么去等待、去掩盖，就像你刚才讲，说真话说到后来就变犬儒。我们这行，我们最常见到有一种说法是这样，比如说一开始很勇猛，大家说这个话，到了后来，就很多人跟你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你这么说有必要吗？你何必呢？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很微妙，他既不是说你不应该说真话，也不是说你要说假话，而是说你这么说没意义，没必要，没必要的事不要做。

窦文涛：你知道所有人如果都这样以后，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甚至你就去了大学行政化，恐怕都很难办的一个事，就是精神的萎靡。

窦文涛：精神都萎靡了。

许子东：这是在某种程度。

窦文涛：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这种现实的，这种厉害的，完全已经是这样的人了，我坦白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对吧，保证饭碗为先，那么你再弄什么制度，我已经是被变成这样一个人了。

许子东：所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这么一个前现代，剧烈向现代，甚至后现代过渡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算是现代化很成熟的社会，所有这些问题也都存在，我只是不想说带来那种消极的影响。说实在话，在海外的很多大学里，很多很多你去掉行政化，没有党的领导，整个学校里官僚主义的问题照样也是存在。

许子东：现实的角度我觉得香港的例子可以做借鉴的，香港的大学老师，现在不跟公务员体制，但他参考公务员系统，就是说，香港的大学老师现在不算公务员了，但是他的级别还是参照，公务员减薪，老师就跟着减薪，公务员加薪，他就跟着加薪。

但是民意上，法律上就是独立了，而且大学老师，没有行政的官员，可是香港政府重要的事情，国庆晚会、北京开会，大学校长都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级别基本上和局长一样，相当于香港各局的局长这样的大学。每个学校的校董会，都是香港最重要的人物，梁振英、曾荫权他们来担任。

所以大学的社会地位还是有保障，在香港，你一讲大学校长，一讲大学教授，但是不会因为你不是一个什么级别，而把你看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既得到保障了他们现有的利益，又从民意上恢复他的主权性，从他的所有制上恢复他学术的独立性。

梁文道：这个可以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