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物就有另一面，就是中国人大气，大而化之，是不是，管这么多干什么？我抓住主要的就完了。
窦文涛：对，纲举目张。
王蒙：它这个历史比较悠久，他见过的东西也比较多，他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劲儿，这方面意大利人也有这个劲儿。意大利人，有时候我特别愿意跟意大利人在一块儿，因为意大利人在一块儿，怎么都好说。说咱们在这儿说《锵锵三人行》吧，如果你们二位是意大利人的话，如果到了这儿，我忽然有点懒了，我说要不咱们今儿不“锵锵”了，咱们改成咱们吃炸酱面得了。意大利绝对他接受。要德国人他绝对不接受，他眼睛能瞪这么大，这怎么啦？
查建英：真的，您说的这个观察我也有感受，我也是，比如说意大利的饭我都觉得跟中国的有类似的，最经吃。可能说对有些饭糙，日本的那么细，你让我天天吃日本饭，过一个钟头，我受不了。意大利面，一个面它有多少种啊？各种各样的酱跟你配各种各样的面，你就百吃不厌。
王蒙：还有呢，还有德国朋友告诉我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挺逗，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叫做杜林。到杜林，我发现那有人最后呕吐有脏的东西，我就跟德国朋友说，我自己心里头想，我也不能老夸你们，整天夸你们，向你们致敬，我快变成德国迷了。
我说我上你们那杜林那去，我说我可没想到，街上那个呕吐物就在那儿搁着，也没人管。他说真正的吗？我说真的。他说王蒙我告诉你，德国人进步了。他有那一面，就是他本身也觉得德国人太轴了。
窦文涛：太轴了。
王蒙：什么事都是，他说有的地方是不是也有点肮脏了，我说是，他说这德国人进步了，德国不会出现法西斯了。
窦文涛：您说这个，德国人轴啊，日本人认真，其实我倒觉得，中国现在我有一个感触，我不知道说中国人从来就有点大而化之，不太认真呢？还是说因为某个时代的原因，变得，我怎么觉得现在各行各业这个粗线条的人太多了。说实在，我觉得我还是偏细的人，这可能跟我爸爸什么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的生活需要这样，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细心一点？
王蒙：是，这个和好像有些古老国家都有这个劲儿。
窦文涛：不是吧，这玩意儿是源远流长？
王蒙：过于成熟了，什么事他都不是特别放在眼里头，觉得不需要那么抠抠索索的，干什么，但这个问题我和日本朋友也交换过意见。日本朋友他也是这个看法，他说中国人的智商非常高，他说一般的比较起来，反正起码你不能说中国人的智商比日本人高。但是中国人，就是办事他没有日本人认真，我觉得我们就是这点认真的劲儿是应该学。
窦文涛：真是。
王蒙：原来毛泽东倒是说过，说是世界上的事就怕就怕认真，这语录你会背吗？
窦文涛：对，怕就怕认真二字。
王蒙：认真二字，说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有些事也没有讲认真，尤其是有些法制、规定这些什么规则，它不认真。
窦文涛：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两面说，往往你交朋友，感觉大陆的朋友，北京的朋友他好玩儿。
查建英：对。
窦文涛：他用在创意上讲，其实有优势。你比如我在香港工作，我的感觉，香港它早年过去是英国殖民，它带来的一套制度，你比如说我觉得我的香港同事，真的是很敬业，而且很职业，做事一二三，按照规矩来。
可是往往咱们在想一个节目的时候，大陆的同事，他比较容易来个天外飞仙，您完全想不到的一个创意。但是可能香港的朋友，他就更重视说你这个主意怎么落实，咱们哪天发通告，哪天把它做成，他不见得想出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
查建英：就北京大侃爷特别有这个特性，他不屑于干那些执行起来非常费劲儿，一步一个眼儿的这种事，但是他能侃，他有奇思异想。咱们刚才说日本，好像据说日本朋友还特别佩服说，中国的古代的大思想家，我们太崇拜了，因为我们没出过这么像老子，这么大的思想家，他们真崇拜，他就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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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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