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觉得中国呢，自古他有这个农民起义，所以这个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个帝王将相不需要种姓，是吧？
窦文涛：对。
王蒙：老子照样能当的成。
窦文涛：对。
王蒙：从陈胜、吴广那个时候开始。
窦文涛：李自成。
王蒙：那到后边就更多了。
窦文涛：恩。
王蒙：这种农民起义的意识，从好的方面来说，他代表了人民的这种反抗的精神，他不接受那种所谓这个无道的这种统治。但是也有另一面呢，就说是历史上暴力行为非常的多，它对这个生产的发展也有各种的影响；另外就是这种不断的改朝换代啊，它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就是动不动就是自我作古的，就是从这一朝开始算，前边的不算这种意识。
窦文涛：是，是。
王蒙：而这种意识呢，到了这个近百年以后，到了20世纪，它和人民革命的意识、社会革命的意识、共产革命的意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它结合起来了，那当然就更要全部推翻。为什么毛主席他利用各种机会，他要农民起义，就是农民起义叫造反有理。
窦文涛：造反有理。
王蒙：哎，这是造反有理。
窦文涛：改朝换代。
王蒙：哎，所以他要批武训，你武训，武训你学圣贤书，越学圣贤书这个社会就越稳定，你怎么推翻这个无道昏君呢？
窦文涛：对。
王蒙：所以毛主席他就是要有这一方面，但是呢，你现在咱们想一想，咱们现在提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说您老折腾也不行，是不是？
窦文涛：没错儿，折腾够了现在是。
王蒙：昨天比如说我造我爸爸的反，然后再过十年，我儿子造我的反；然后再过三十年，我的孙子再造我儿子的反，它就形成这样一种经过。
窦文涛：永无宁日了。
王蒙：永无宁日了，所以社会呢又需要有它的另一面，就是相对稳定的一面，是吧？每一个人，包括就是敬业、重视自己的责任的这一面。所以我说现在为什么我们老提这个和谐啊，其实它含义是非常深的。
窦文涛：非常深，非常深。
王蒙：您老折腾，他谁也受不了了这个。
窦文涛：所以现在有人提出来一种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社会你也甭讲什么主人、仆人，他基本上在适应这个商品经济的新的道德，应该讲究首倡职业道德。
王蒙：职业道德。
查建英：对，对。
窦文涛：就是说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要是服务员在我的8小时之内，我一定给您服务好。
王蒙：对了，是。
查建英：是。
窦文涛：但是同时呢，你打的，你除了付给出租车司机钱之外，最好你也应该说声谢谢他，你感谢他的劳动。
王蒙：你有一种尊重，对人家的劳动的尊重。
窦文涛：这样这个社会啊，戾气就少了，就是每一个人都。
王蒙：这个讲的好。
窦文涛：是吧，靠谱吧。
王蒙：这个讲的好。
窦文涛：你比如说你给我装修房子的，哎，你干活儿踏踏实实给我干好了，我心情好。
查建英：对。
窦文涛：那么这就有传染性的。
王蒙：是。
窦文涛：我出去我给别人服务的时候，也尽量保质保量。
王蒙：对。
查建英：对，对，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印度朋友到中国来，他对这个很感叹，他认为这个革命之后可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是有好处。他就观察，就是说你看你们的一个首长和一个助手，或者一个资深的一个研究员，和他的一个小年轻，不是那么非常正式的，可以大家坐在一个圆桌旁边同时都发言。
他说在我们那儿不可想象，他说那都要年轻的都要站着，然后那个保姆或者家人都不能进门儿的，要在门外。我就遇到过这样的，而且他这种是重复。比如说我在那个印度那个南边有一个城市，就是我们去访问他，这个朋友他本身是那个不可接触者那个阶层，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大学教授了。
可是我们去他家做客呢，就发现他带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助手吧，根本就不敢进门，而且就不知道他给他一点儿零钱在外边儿随便吃点饭，然后一直就在门口楼道里守着，就等着我们进来。所以他这种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好像平等或者是尊重，我觉得因为这个种姓的东西还在潜意识里，还在底下还埋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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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宋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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