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您说您遇到俄罗斯人，而且都不是太喜欢挣钱啊、谈经济。
王蒙：我愿意挣钱。
查建英：我遇到的都谈文学，我去过莫斯科，家家都物价飞涨，面包都买不起了，在家里面大谈文学、谈爱情、谈浪漫，这个传统。然后我曾经前些年遇到过一个荷兰人，他呢是研究中国和印度，然后他长年研究之后他就发现一个比较，他说你们中国人特别像我们荷兰人，我们荷兰人是什么传统呢？就是我们手里有一块钱，我们要把它变成两块钱，两块钱要变成四块钱。
王蒙：是，以色列人也是。
查建英：以色列人也这样，是吧？然后他还感叹，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偏左的一种学者啊，他就是说你们越来越，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了，因为你们这种追逐财富的热情啊，简直就跟美国人一样。印度人家不是这样的，他还觉得印度就是说有一些保存他们的精神传统的这些东西啊，怎么样。
窦文涛：对，我还听过一种中印比较的说法，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了贫富差距吗？我也不懂，因为我没去过印度，他们就说，他说我怎么感觉到印度的人他也是穷，但是好像印度的人穷的有尊严，好像我们中国这些穷的底儿掉的人，就怎么现在就穷得没尊严，我觉得这是。
王蒙：哎，这个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问题。第一啊，印度，我在喀麦隆，还在西德看过一个版本的故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那儿打鱼，一个小伙子在树底下睡觉，打鱼的人说过来过来，帮我打鱼。说你让我帮你打鱼干什么？说挣钱；说挣钱干什么，说挣钱可以享受。这小伙子说我现在就享受着呢，你不让我享受，让我跟你去享受，我有什么必要啊？
喀麦隆也有这个故事，西德伯尔还写过这个，他写过这个故事，这印度也有这个故事。第二个呢，立刻就让我想起来，1981年的时候，我从杭州坐火车往这个上海那边走，坐在我边儿上的是一位英国的一个汉语说的很好的一个留学生，他就跟我说，说中国人现在对物质的东西看的太重了，说什么电视机啊，什么这个电冰箱啊，这算什么东西啊，不值得一提的，中国人为什么看的那么重呢？
哎，我当时听着他说得也很高雅，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没人提电视机、电冰箱了。
窦文涛：都谈车了。
王蒙：原因就是他有了，您没有的时候您想要这个，您真有了这个呢，他就又觉得这有什么，真是不值一提，不足挂齿。你说现在咱们见面儿，谁问说你们的彩电多少寸的、多少寸的？人不能那么土。
窦文涛：有一阵儿天天就问这个。
王蒙：真问这个。
窦文涛：对。
查建英：你说的都是第好几代之后的美国人，美国人其实他比如说在一战之后，他也消费刚起来的时候，就开那大汽车，弄个什么收音机、洗衣机，那是他们新时代。
王蒙：是。
查建英：就是新时候那个消费热潮初期，他们对这个看重极了，然后欧洲打得一片废墟，他们还觉得洋洋得意，然后真的到了后边家电全部普及，就是二战以后，觉得那又是一个新的消费热潮。
王蒙：对。
查建英：等于是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这个他们的60年代，是一个反这种物质主义文化的这么一个阶段，他们才开始出了这种论调了，那些不重要都把我们锁住了，一天到晚就是过那些买房子、开车，我们要去印度学哲学。
窦文涛：过灵魂的生活。
查建英：灵魂的生活，他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可是你看这事儿走到极端了吧，都物极必反。
王蒙：嗯。
查建英：他60年代之后跟着的其实就是70年代的保守了，就是雅皮那些，嬉皮就变成雅皮了很多，他又要回这头。
王蒙：说不要那么重视物质，不要那么重视钱，这个是绝对对的，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作为个人来说。比如说甘地，人家甘地就这一片，身上就这一片。
窦文涛：还动不动绝食。
王蒙：这我非常的佩服，可是你要作为治国来说呢，你不能够说我们这13亿人变成13亿个甘地啊。
窦文涛：那也很可怕。
王蒙：是不是？那很恐怖的，是不是？相反的，你得让这13亿人能吃饱饭，能有好的房子住，能有家用电器使。但同时，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学文学、学哲学，也能有文化，不就是这个事儿吗？这很合理。
查建英：但是我听他们印度的人说啊，说这甘地的影响在他们后来，他们的改革开放比咱们晚一些啊，就是市场化以后，他们抛弃了那个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以后，走向市场化以后，甘地的影响也同时就在下降。虽然他们还是在争论，因为那个影响太巨大了，包括咱们说这个城乡，他们就还是觉得就是到了新德里，住了一代、两代，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我原来的那个穷的那个田园，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
王蒙：这个很美好，我觉得作为一个想法是非常美好的，是不是？我譬如说遐想，我的精神家园是周口店。
查建英：您回得也太早了。
王蒙：所以这个很美好嘛，这多么美好啊，是不是？我没事儿我就到周口店去逛一逛，甚至于我高兴的时候，如果我身体允许，我那儿搭一个帐篷睡两宿，然后第二天你们，我再下次，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记录，咱们这三人行就更锵锵了。
窦文涛：对，山顶洞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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