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咱们看下一张。

简光洲：这是一位小孩的家长，小孩刚刚被送进了手术室，一家人是痛苦，因为小孩送进手术室，这个生死未卜。

窦文涛：你当时你在医院里，因为我还真的没有到医院看到这样的孩子，你当时感受到的是什么？

简光洲：其实像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报道以后你开心了吗？我说我不开心，为什么呢？到了医院以后我看着那个小孩被送进手术室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一种生离死别的那种感受。医生说这个小孩很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来之前他们不知道，等到他们有问题以后，送来其实都是晚期了，排尿排不出来，有可能几天排不出来，其实已经到了晚期，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那些小孩的家长是特别的难受，所以我在那个走廊里面，我看见他们在哭，我心理也特别难受。

窦文涛：医生跟你怎么说的？

简光洲：医生说小孩来的时候都是晚期了，而且他们要全身麻醉，也特别危险。然后我看到那个小孩，小孩都不到一岁嘛，小孩的身子是特别小，有一个5毫米的一个管子要从尿道里面塞进去。5毫米的管子，这么小的生殖器，它怎么塞进去？我问那个医生，医生说当然我们肯定是有办法的，我是不太容易理解，比我们想象的还细，另外一个5毫米的管子要塞进去，而且这样的手术要做三次，它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

窦文涛：小孩子疼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受到这种情景的这种的触动，就觉得怎么着都得把这个“盖子”揭开。

简光洲：后来我说，我心里负担下来了，即使我报道错了，我报道也没问题了。

许子东：这个很重要，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简光洲：本来我还是有点负疚感的，但我想看到这个的场景我想任何一个人去看了，我在博客里面也写了，假如三鹿的老总她自己去看了，她会不会动呢？肯定会早点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我想。

窦文涛：你的负疚也是来自于可能对奶粉企业造成的伤害是吗？

简光洲：对，这也是一个方面。

许子东：你后来看了石家庄关于这个事情的汇报了没有？就是你报道9月10号之前，就8月初到9月中间，他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了，就是包括回收一部分，检查，就是后面在全国范围做的事情，在8月份，在石家庄其实都做了，全都做了。就是有点的荒唐的时候，他还在一面心理在担心说我会不会报假了，其实人家这个事情，其实人家已经都做了，8月份他都做了，暗暗的做，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去通报出去。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做完了，这样处理了，这事情就解决了，你看这跟我们讲到的其他的很多的事情都也类似的共同点。

窦文涛：你怎么想？

简光洲：我想当时它可能想法特别多，主要是从企业本身的角度来考虑的，他想事出来以后对企业可能冲击特别大。

窦文涛：那么你自己当时的最后决定发，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管理机制，是哪一级的领导能同意你的稿子，它才能发的出去呢？

简光洲：首先是编辑部，编辑部通过之后才能上版，上版然后副总编看过了，总编看过了，所以我想当时这个我们总编、副总编估计也是承受很大压力。

窦文涛：捏了一把汗。

简光洲：也捏了一把汗。

许子东：一旦出事，他们一下子还罚不到你，他们还会先罚到他们。

简光洲：是。

许子东：这时还有一点是什么，我问了一下我认识的很多人，有小孩的家长，他们都不喝三鹿，原来就是因为三鹿便宜，所以直接都是比较弱势群体的小孩，打工阶层的。

窦文涛：农村里的嘛，你看到的那些孩子大都是什么家庭背景的？

简光洲：农村的比较多一点，但其实城市也有，也不是说城市没有，因为三鹿奶粉是分档次的，它市场策略不同嘛，它也有定价的。

许子东：也有高价的。

窦文涛：但是低价、高价的三聚氰胺都是同样的是吗？

简光洲：后来从事后的检查来看是都有。

窦文涛：我就觉得像这样一些人是开路先锋。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像奶粉一样不透明，但是透明靠什么呢？就是这样一次一次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