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我觉得至少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因为印度就没有多少高速公路，但是这里边的优劣，你说我们这儿经常在谈发展非常快速，可是我们有搬迁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我们的老房子消失的太快了，但是是不是在这种文化传统里，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还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王蒙：你要从建设的效率上来说那当然就很难讲，因为中国和印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上差不多，现在中国是它的两倍多。
但是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印度原来的驻华大使在中国非常好，但是现在是印度外交部的国务秘书他看了我的自传，还给我写了那么长的信，他说他一定要把也三本都看完，他特别感兴趣，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最烦西方，中国、印度老在那儿比较，他说你叙述这两个国家的情况行，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在比赛，我们不是在比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比赛，中国搞自己的建设，也未必想的是为了和印度比赛。
窦文涛：对，就是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王蒙：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说到高速公路这一点，但是中国这么发展的非常快，它实际上你要想一想，它有一个过程，你电话里头不是跟我说这个，我引用周扬的话，说这个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现在想起一个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事历历在目，保定有一个作家，我记得我去保定的时候还1983年，他就给我讲他的故事，说他儿子弄了一副框比较大的墨镜，把他给气的，他就拿一个锤子给砸，砸了半天可能是化学的，砸不碎，他的意思就是只要我活一天你就甭想戴这个眼镜。
窦文涛：为什么呢？
王蒙：西方资本主义的扶持。
窦文涛：就是那个蛤蟆镜、太阳镜，上边还带一个商标的。
王蒙：你光是一个蛤蟆镜的问题，连香港都跟着讨论，说是中国大陆太土了，带商标。
窦文涛：带商标。
王蒙：手里头拽着一个录音机、卡带的录音机到处转游。
窦文涛：他说的那个卡式的录音机我也有回忆，小的时候最向往的就是这个，标准的打扮，披肩发、花衬衫还是紧身的，然后喇叭裤，喇叭裤上边绷的紧紧的，下边就一尺宽，然后男孩子穿带高跟的鞋。但是当时在我们那儿父母会告诉你这是小流氓，可是我们心里都特希望这样。
王蒙：特羡慕。
窦文涛：对，但是现在想起来真是很什么，其实也没多少年。
查建英：没多少年，这次在奥运里一看，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看，看那些青年男女们都穿的很时尚了，而且我觉得就跟5年、10年前北京街头的时装都不太一样，那时候你还看大家好像很用劲儿的在赶时髦。
王蒙：名牌。
查建英：有的时候还穿的不太对，比如说穿一个裙子漏出半截的丝袜什么的，还有男的穿高跟鞋，这都是10年以前的事，马上现在都没有了，都是很随便的就穿的很不错。
窦文涛：王蒙老师您的性格、这种乐天好像到哪儿都跟人谈嘛。
王蒙：对。我尽量的理解人家，是不是？我很少跟人觉得陌生，你比如说非洲，我觉得黑人真是可爱，黑人太漂亮了，皮肤多棒啊，体型多棒啊。我到泰国我觉得泰国可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信佛、真诚，不是说中国深圳枪毙一个大贪污犯嘛，他跑到泰国去了，咱们抓住他了，但是根据泰国的法律，晚间大概11点以后到第二天天亮以前不能抓人，这人要睡觉。
窦文涛：真有爱心。
查建英：以人为本。我亲眼看到，因为有一次王蒙去意大利开会，周围全是美国人、欧洲人，然后大家在讨论，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觉得特别相关的、有趣的，但是他永远是那么一种态度，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但是他还要用英语发言，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里面在您的这个年龄好像还真的是，我没见过一个对外语这样的热情，而且我真的见到过王蒙在国外的这种会议上用英语发言，而且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