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打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阀门。政府以解救危机的名义介入经济活动，大举干预市场，一场“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而就在前不久，陈志武撰写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的文章，引起了各方关注。

许戈辉：我注意到你最近还有一个主张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那就是国退民进。你的观点说呢，在国有制下没有真正的平等竞争，也没有真正的法治。那在这么铿锵的论点背后，它的论据到底是什么呢？

陈志武：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今天到处都是论据，不需要去找古代的希腊、古代的这个罗马，或者是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美国、19世纪的美国等等。因为在中国很明显的，你看看最近那个山西煤矿，山西那个民营，这个煤矿公司这些私人的财产，也包括那个温州那个煤老板在山西做了这么多投资。这山西这些地方政府可以下一个命令，就把这么多属于私人的那些煤业的这些财产要收归公有，要进行这个再次国有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明显的就是地方政府这个钱太多，实力太强。钱多了以后，掌握的国有资源、国有企业、国有土地，还有这个征税的权利这些给政府带来这么多的收入，由此产生必然的结果呢，就会把民营企业，私人这个发展业务的创业的空间会被挤得越来越窄。

另外，一个方面之所以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国有企业渗透的领域，渗透的行业越多，最后会威胁法治文化的培养。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背后的这个股东是国家，是拥有立法权，也就是说修改规则的权力的国家，有解释法律的权力的国家政府，也有执行法律的那个权力的那个，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机构来作为你的股东，作为你的背后的这个支撑的话，你在哪个领域一旦那个，即使有违规、有被别的民营企业或者私人起诉，然后，最后你得到的在法院面前，在法律面前你能够得到的保障肯定比民营企业，比私人得到的保障更多。

所以我们会说，什么是法治最核心的精神？法治最核心的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如果国企跟民企，国企跟私人不平等了以后，法治文化怎么培植？法制精神靠什么来保障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实际上蛮简单的。

许戈辉：像您这样的观点，除了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在对媒体说，还在什么样的场合发表过？

陈志武：那也跟很多的，体制内的那些朋友，还有官员。

许戈辉：比如说官员是在私下的场合呢，还是说？

陈志武：也有一些正式的场合，我就不说一些正式的场合了，但是我相信那个各个不同的政府、那个政策、那个研究部门，甚至一些决策部门。据我的，据我所知，就我的这些观念或者研究结果背后的学理等等，都在很多不同的一些部门里面都做过讨论、做过研究。当然最后会不会被采纳，作为这个政策选择，那个不是我的事，那个是他们的事。

陈志武，1962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和那一代走出大山的读书人一样，他1979年考上大学，进入中南矿冶学院计算机系学习，但很快他便发现，他的兴趣在计算机以外。

陈志武：那个时候读完计算机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以后，就到国防科大去学系统工程，因为到那个学校，我听说这个系统工程，因为那个时候有钱学森等等的那些人，就把系统工程吹得那么大。我觉得，哎，蛮有意思。不过到后来，从1983年到1985年读了几年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理论、工程管理等等这些课程以后，让我感觉到这些还是没有意思。我还是想做一些研究，学习一些什么课程呢？就是要学习一些跟人、跟社会更贴近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这方面的课程和内容。

所以在我1985年年底，从国防科大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前，我基本上就已经放弃系统工程或者任何工程，而是想，当时我确确实实觉得，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有十几亿人口，没那么多的人去研究政治学，从文革还有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社会如果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果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进展的话，我们这些人可以研发很多的，研发制造很多的计算机，研发制造很多的机器，盖很多的楼房，到最后如果政治方面不是那么可靠。法治环境的建设不是那么可靠的话，所有这些物质的财富和物质方面的成功，一夜之间都可以变成那个，变成泡影一下子可以被打碎。

在研究生二年级时，陈志武便与他人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他们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试图从中看清楚民主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陈志武：在中国至少从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100多年，已经有过很多代中国人，特别中国知识分子都抱着那个要去救国的这个愿望了，去献身，去学习，去追求知识。只不过到现在，我发现了也许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半，还有另一半还没解决。因为你把中国这个国家救下来了以后，中国人怎么办？中国人是不是，这些个人是不是也被解放了，是不是也被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从原来救国的这个愿望做一个转型。转型到在救中国人，救人，个人。个人的是不是被解救出来，是不是有自己的足够大的自由的空间，有自己的权利的空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