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中的杀妹案
4个月后，惨案发生，廖家的故事终于成了成都媒体圈“新闻热点”。
面对记者，廖家父母强调说，“不要说姐姐是对还是错，她真的是被逼得没得办法了。”在廖家看来，照顾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任务”，姐姐杀妹妹是绝境中最后之举。
于是，父母因为“不能同时失去两个女儿”，找邻居签名“帮助”。被患者打闹骚扰过的200多名邻居踊跃签名，他们证明姐姐是一个乖孩子，要求轻判姐姐。父母又要求给姐姐做精神鉴定。结论是，姐姐有“轻度抑郁症”。
从起诉到判决，每一次庭审，彭州市人民法院门口都停着三四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听审席上记者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廖家亲戚。
《含泪捂死妹妹，200居民为姐姐求情》、《姐姐杀死妹妹亲人当庭跪求轻判》、《网上调查：近七成人支持法院判决》……从标题到内文，这些文章都对廖家给予了无限同情，“觉得婷婷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受害者。”为抓人眼球，甚至有媒体在法院判决当天，请来了资深刑事律师王万琼，对婷婷的量刑进行详细预测，“我认为5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不排除判处3年并缓期执行的情况。”
就在媒体以轻佻的口气报道“含泪捂杀妹妹不应该”的时候，被关押了半年的姐姐婷婷，站在法庭上，依旧是“不后悔”，依旧说“与其让妹妹这么痛苦地活在世上，不如帮她解脱，也帮全家人解脱”。虽然，她在看守所内给父母写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经常梦见妹妹找她“报仇”。
在父母表示放弃刑事追究跪求轻判、市民落泪签字、媒体合力“救人”的情境下，一审法院作出了“判三缓五”的轻判。面对这个结果，一家人“喜极而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媒体语言)，且向法官叩头“感谢”。
但随着3月6日彭州市检察院抗诉书的下达，本想回归平静的廖家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廖智勇口袋里，揣着超过30家媒体的名片。他开始挑选，婉拒一些没听说过的媒体的采访要求。“这事再闹大，对婷婷压力也大。”
婷婷生日当天下午，一个男记者几乎和廖智勇吵起来，“你一定要让婷婷出来面对媒体，这样我们才能帮她呼吁维持原判。”廖父以婷婷不适合面对生人为由拒绝。该记者转而游说在场同行，“我们一起出钱，帮婷婷摆生日酒，她一定会出来的。”
随后几天，几家媒体主动为廖家出谋划策，为他们找来了免费律师，载着他们到省妇联递交请愿书。妇联的保安看着由7辆采访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进来，一下子慌了手脚。
576个签名中的理所当然
3月7日下午，廖氏夫妻坐在店前一言不发，上门维修电器的客人都被爱理不理地打发了。廖智勇用手托着下巴，大腿上放了一份当天的《成都商报》，上面刊发了署名何三畏的评论文章——《含泪捂死患病妹妹案中的价值迷思》，质疑在此案中精神病人的生命价值低于正常人的生命价值。
廖智勇的屁股猛地离开长凳，顺势拿起摩托车钥匙。“你要去干啥子？”“我要到报社去找何三畏说说，我出钱让他去住两个月精神病院，看他还说不说我们婷婷判轻了。”
“事情没得完，你何必这样？”王素珍说着眼眶就红了。这是案发后，他们第一次在当地报纸上读到对“杀妹事件”如此尖锐的批评。《华西都市报》曾因为刊发了法律界人士“判轻了”的质疑，遭到廖家的抵触。随后，他们的记者只好打着其他报社的名号进行采访。
对于廖家来说，这无疑是另一场漫长的折磨。“前几天好不容易哄着婷婷去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检查，开了抗抑郁药。”廖智勇说，婷婷自从知道自己即将再次走上审判席后，停止服用药物，整夜发呆。“她本来就已经觉得很对不起妹妹，现在又担心对不起家里。老天是不是要夺走我两个女儿才甘心？”
第二天一早，廖智勇在大院的铁闸前挂出用黑色大字写的“请愿书”，将挂历纸粘成长长一卷，收集附近的街坊邻居签名，表达对抗诉的不满。短短一天内，收集了576个签名和手印。
576个签名，都是为婷婷求情的人，大院里没有了嘲笑的声音，廖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慰问的邻居。
与此同时，网络、论坛上也展开了一场“婷婷保卫战”。
根据网上的调查，超过70%的网友认为婷婷杀人情有可原。
天涯论坛里，网友“冷香暗渡”指出了“杀死一人，幸福全家”的观点——“‘绝大多数人’所代表的民意，则通过媒体平台被放大、被强化。最终，一个并非精神病人的凶手(仅仅是心理抑郁)的故意杀人行为，获得了法律的认可。”
帖子被迅速顶上了天涯头条，在长达10页的讨论中，无数人抛出身边有精神病人的痛苦经历批评“冷香暗渡”及其支持者的“无情”。天涯网友“无德之人”也在承受一个精神病患者家属的痛苦，生活负担沉重之余是内心的折磨。他跟帖问：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出路在哪里？如果本应承当救助的政府部门能挺身而出，婷婷杀妹妹的悲剧也就可能不会发生。
在廖家，这些争论的焦点都是被过滤掉的信息，而沉默的民政部门依旧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