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运筹帷幄气定神闲，克拉克垂头沮丧签字停战
1951年10月25日，经过双方在战场上“炸弹、大炮和机关枪的激烈辩论”，谈判在中止了63天后，双方移至汶山与开城之间的板门店新址，继续和谈。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的日子。
谈判开始后，美国尽管不再提它的所谓“海空优势”了，但却仍然拒绝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开始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后来反悔)。
这是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各自控制着一部分战前属于对方的地段。中朝方占领了“三八线”西段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安翁津半岛，美韩方则控制了“三八线”东段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线。比较而言，美韩方所占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点，如果以“三八线”为界的话，从地形上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在西线后撤后则易于攻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便表明美韩已经承认了自己是侵略者，现在要恢复到战前状态。
为了使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作出妥协，于11月7日提出了“在实际控制线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联合国军”方同意。
这样，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在随后的第三、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进展仍不顺利。谈判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谈判双方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然而，在毛泽东的悉心指导和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我方稳操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主动权。在“文斗”上，我方有理；在“武斗”上，我方不怕且有办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依托着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有力地支援着由李克农幕后指挥的谈判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武结合的默契配合，以及战场与谈判场的反复较量，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第三、第五项议程上，达成了协议。
至此，停战谈判共5项协议中，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实际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但美方却借口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朝中方面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严全部遣返战俘”的提案。后来，朝中方曾两次提出折中方案，但均遭对方拒绝。因此，谈判的第四项议程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7月13日，当第三、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联合国军”代表再次提出遣返方案。他们提出，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32%。
7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斯大林和李克农，揭露了对方将朝中双方遣返战俘比例规定的如此悬殊，隐藏着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表示绝不接受这个方案，坚持战斗下去，以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支持停战谈判，迫使敌人作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2年9月18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历时44天的时间里，以阵地战方式，向对方发起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一举歼敌2.5万余人，而我方伤亡1.05万人，敌我伤亡约2.5：1。
毛泽东对于这次自7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有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然而，就在志愿军进行战术反击尚未结束时，1952年10月8日美国代表蛮横地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从10月14日起，为了扭转他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和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们在上甘岭地区对我军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对敌人进行了顽强抗击。
经过43天的激烈战斗和对地表阵地的反复争夺，从10月30日起我军开始发起反击作战，至11月25日止，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中便收复了全部失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伤亡1.15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战果。
上甘岭之战，成为美军“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美国新闻界评论)。此后，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设法尽快脱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长期陷于僵局的战俘遣返问题上，开始有了松动迹象。
这年2月22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交换病伤战俘，试图恢复由他们单方面宣布、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认真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并与苏联、朝鲜和志愿军司令部等多方研究、商议后，于3月30日，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移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6日，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举行。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龟”这两手，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指导着这场复杂曲折、变幻莫测的停俄谈判工作。
早在4月中旬谈判恢复前，毛泽东便指示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军队方面只管打，不管谈。”果然，恢复后的谈判并不顺利，“联合国军”代表并不甘心就这样地全部接受朝中方面的建议，坚持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