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不久，百废待兴，在各个方面均面临着极大困难。而它的主要对手，则是刚从二战的胜利中走来的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美国，以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入侵朝鲜的“联合国军”。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将多国部队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到谈判桌旁。

然而，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同样尖锐、复杂。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谈一打。谈，针锋相对；打，寸土必争。谈了两年，也打了两年，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谈判中，都无疑扮演了总导演的角色。

一、侵朝美军耗损巨大难以为继，毛泽东抓住时机打开和谈大门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五六月间，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激烈较量，战争逐步陷入到胶着状态。此时，美国已经不可能吞并朝鲜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陆了。这种局面，是完全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的。

在为时一年的侵朝战争中，美国付出了8.8万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其兵员伤亡和军费消耗都比它在二战第一年中的损耗多出一倍，约相当于其整个二战时期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一。

即使这样，却仍然无法改变他们在军事上不能取胜的局面。同时，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统治集团及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分歧，美国人开始谋求停战谈判，以便从朝鲜战场这个“无底洞”中尽快脱身。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争取用“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毛泽东接见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并说，“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汇报”，“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

斯大林同意后，6月10日，高岗与金日成前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当日毛泽东复电高、金，提出了和谈建议的设想：“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指停战谈判问题——编者注)，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编者注)商量决定。”

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作出反应。

然而，要使和平的可能变为现实，必须要以雄厚的实力做后盾，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提高志愿军的作战能力，成为毛泽东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6月11日，就在高、金刚刚赴苏，即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指出：1.要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2.迅速补充3兵团、19兵团至每军4.5万人，并加强训练；3.13兵团停止休整；4.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5.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两条；6.在熙川、德川和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倡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和谈。同时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舰的军船上。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但，建议将谈判地点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至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业已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