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搞活”广货称誉全国

卢荻：在城市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任仲夷：在工业方面。我到广东上任不久，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当时我所面临的情况是：既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要按照中央精神完成经济大调整任务；既要调整，又要发展；既要退够，又要前进；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搞活。

12月17日，我在中南组分组会上发言，就经济调整与搞活经济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两天后，我又在发言中强调，要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我说：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我提出这次调整，“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政策、好措施，都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1981年1月，我在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强调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三是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中央要求集中统一的，一定要集中统一，不能含糊；该搞活的，一定要继续搞活，不能倒退。过去经济工作有“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现象，问题往往出在采取治乱的措施上。我指出，“当某件事或某项政策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求找到改进的办法，而不应当因为出了问题，就否定这件事情本身或去取消这项改革。”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先后关、停、并、转了近千家生产条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钢铁、小化工企业，把腾出来的能源和原料用于发展轻工业，着重发展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轻型产业结构。“珠江水”、“广东粮”以及电子、家用电器等“广货”称誉全国。

我积极支持刘田夫、梁灵光、李建安、杨德元、匡吉等省长、副省长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改税等方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支持他们对韶关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率先在全国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采取“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电信养电信”等一系列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有效措施。

我还支持和探索外贸体制的改革，突破独家经营体制，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崭新模式。他积极支持省政府从1981年起在全省（广州、深圳、珠海、海南等除外）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权责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继而支持省政府对县、市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省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递增包干，沿海地区每年递增7%上交省里，山区6%，一些财政赤字县、市，则实行定额补贴。

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分级包干办法，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增强了改革的经济承受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年形成多层次开放格局

短短三几年时间，在省委一班人的带领下，南粤大地已春色满园，生机勃勃。省委、省政府的构思是，通过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滚动式地把改革与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形成东起汕头，西至湛江，南到海南岛的沿海开放地带。并实行“三二一一”开放规划，即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海南岛，初步形成多层次开放的格局。我到广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中心问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广东的优势，不仅自然条件好，更有中央批准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广东增大了地方权力，有解决问题的自主权；同时又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我刚到广东时，就幽默地说过“洪湖水呀浪打浪―――一年要比一年强”的歌要大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