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特殊政策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情况。
任仲夷：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山：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仲夷：（笑）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二进宫”本是京剧的一个剧目，一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剧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被认为是两次都挨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没有小平支持过不了关
关山：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仲夷：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阅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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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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