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思想混乱的话没传达
关山：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你是怎样传达的？
任仲夷：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都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同时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旁白：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先后制定的《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大胆探索。
由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全面，最后在反腐败反走私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生产也上去了。后来有些干部谈到这段工作时，认为省委在思想战线方面很明确、态度很坚决。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我们要排污，但不能排外
关山：“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任仲夷：“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得比较具体：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关山：事实上，世界上找不到纯粹好的和绝对坏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对外开放带来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东西变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们认为是“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污”，比如当时就说“市场经济”、自由、人权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任仲夷：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不是说了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价值观都应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耀邦即席题词“特事特办”
卢荻：1983年2月，你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对特区有何评价？
任仲夷：耀邦总书记是个思想很解放的领导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同志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一再向广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我认为这些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解放思想，推动农村变革
卢荻：你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任仲夷：我还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就积极支持农村的改革。1979年5月，我支持记者范敬宜撰写的批评否定农村变革的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并加上另一半标题：“莫把支流当主流”。5月16日《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到广东之后，我一如既往支持农村改革。1月22日，我在会上讲话中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面大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改动。”我接着说：“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我这一番讲话，对推动农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过了年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在全省农村坚持实行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我根据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向地市委书记阐述自己的观点：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有些同志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苏联农业经济模式的影响，总认为只有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穷才是社会主义，富（特别是农民个人富）就是资本主义；只有“统”才是社会主义，“包”、“放”、“活”都是资本主义。我强调要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现在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子，农村要继续放宽政策，着重抓好“承包专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经济服务社会化”这三个环节，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巨大变革。
经过我和其他省委领导做工作，加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原来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四个地区的书记，也改弦易辙，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胜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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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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