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辩“特区就是租界”之说
卢荻：特区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们是怎样应对的？
任仲夷：当时不少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有人说，“特区不就是过去的租界吗？”甚至有的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12月16日-25日）。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我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我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l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回来。
我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年1月9日至17日，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在广州举行。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总结讲话。我进一步指出，特区建设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抓紧进行。许多改革问题，要深入研究，抓紧解决。涉及主要问题的，要立法。单有改革而无具体的法令、条例作保证，侨商和外商来投资时不放心。“根据我的这一要求，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了特区一系列条例和法规。深圳市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法制机构，先后成立了立法工作组、条规处、市法制局、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法制机构，研究并起草特区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
袁庚拒绝升任深圳市长
卢荻：听说你曾建议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
任仲夷：有这么一回事。创办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任务繁重，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当时梁湘书记兼市长，双肩挑，担子很重。我想减轻他的负担，由他专管市委的工作，市政府的工作由别的人来管。我到深圳曾对袁庚作过一番考察，他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开放，展示出过人的智慧、胆略以及一种被人称之为“冒险家”的精神，把蛇口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他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并上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尊重广东省委的意见，批准袁庚任此两职。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职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我，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我答应他，使他如愿以偿。袁庚和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人相比，思想境界真是很高，令人钦佩。
向中央争取到“例外权”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参加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情况。
任仲夷：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我、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国务院、福建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年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改革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他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27号文件）。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经我们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本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到广东考察，我和常务副省长李建安在广州珠岛宾馆向他汇报工作。薄-波说：对深圳、珠海和福建的特区建设，要不断总结经验。在那里既不能完全是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完全是国家资本本义。薄一波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在汇报中，我还提出，最近.我们为了加重深圳市的责任，加强对特区的领导对深圳市委、市政府，参加开会、发文件均相当于广州市来对待。薄一波高兴地说：我很赞成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把深圳市当成一个大市来对待，甚至比一个大市还重要。我这次回去也要强调一下。
经广东省委和我的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受副省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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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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