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今天我们讲到“五四”，往往指的不是一个狭义的政治性事件，不是1919年5月4号那天发生的事儿。还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内容比较庞杂，然后参与的人员非常的多样化这么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综合性的运动。那么在这个运动，我们后来90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诠释，想去了解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然后在这些诠释里面，有一个诠释是过去20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它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面提出来的，作者李泽厚先生。

李先生是我们中国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位哲学家，在80年代的时候，以美学跟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是名震仕林。我记得他那本《批判哲学批判》明明讲的是康德哲学，写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技术化。但是你想想看80年代文化热那阵子，真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拿着它看，你就发现那些文艺青年们，就再看不懂他也要拿来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这本书也是1986年，87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么这里面有一篇文章，特别重要。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就是叫做“启蒙与救亡”。

“启蒙与救亡”真正是李泽厚先生对于“五四”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动向的主题式的掌握。那么他想讲的是什么？他说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不是政治，而是要搞文化。它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性，是旧传统的摧毁，要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面，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面。

可是尽管他的目标看起来不是政治，我们讲“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浅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加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目标”。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五四”还有它之前新文化运动，尤其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启蒙。但是那个时期我们知道“五四”是个爱国运动，于是就把救亡给引进来了。而这个救亡跟启蒙，是彼此纠结不清的，因为你比如说启蒙，为了什么中国人需要启蒙呢？那说不定就是为了要救亡了。

所以你看这里面他就讲了，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两者一拍即合，彼此支援，马上就干柴烈火，一起上了。比如说这里面还说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批评孝道，你知道那时候“五四”有一些激进青年是怎么样？回家跟父亲说，我以后就不叫你再做父亲了，我以后就管你叫兄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嘛。那么追求解放，要从家庭的牢笼，要从过去的那种封建思想里面解放出来，可以解放到这地步？

那么这里面难免要批评孝道，对不对？好，这里边就说了，当年的知识者，抨击孝有两方面的特征，一个是启蒙性的，追求个体，从那种腐朽的大家庭里面，要冲出来，要解放出来，追求自由跟平等。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这个“孝”难道不就是以前封建王朝对皇帝忠心的这个“忠”的基础吗？“孝”是“忠”的根本嘛。因此批判“孝”，它一方面是启蒙的，但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性的，是要推倒过去的，是救亡的。那么然后在，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仍然很多人认为，个人的解放启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他们会强调像我刚才讲的父子的关系要改变，女人要出走等等等等，就个体思想都要解放出来了。

问题是个体思想解放有用吗？就像鲁迅有名的那个问号，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发现个体反抗没有出路。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明显的一个答案还是要回到最激烈的政治改革上面。

如果说回到激烈政治改革，那就是用李泽厚的讲法，就是救亡的主题，要救中国于灭亡这么样一个危险时机的这么一个想法，就压倒了个人启蒙，压倒了个人的解放。而在这种救亡的主题的领导下面，大家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找一个政治上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一个革命的方案。

那么当时曾经有很多种侯选方案，比如说一度最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占上风，为什么呢？这里李泽厚的解释是说，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切实可行，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就是苏联的十月革命，对不对？而且就是列宁主义是在对各种社会，党和修正主义激烈批判中产生的，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要建党，建立一支有铁的纪律，全党服从中央，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和领导所组成的部队。因此你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个特别的，切实的，可行的，就完全是Feasible的一个方案嘛，对不对？

然后有趣的是，这个共产党成立之后，或者这套思想开始流行之后，本来很多知识分子一开始也追求自由主义式的，讲个人启蒙，个性的解放等等等等，要讲用理性怀疑一切过去的价值标准。但是当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也甚至加入共产党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反对了，或者颠覆了过去那个想法。

为什么呢？李泽厚在这里讲，这种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的现实要求，而不是真正学理上的一个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叫大家，就比较不大愿意谈个性解放，个人的自由，启蒙等等，并不是因为学理上觉得这些东西不可接受，而是因为觉得现在谈这些东西，多谈无益，这是我们过去中国一直到现在都有的一种救亡的急迫感所造成的，比如说他举出例子，在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呢，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在搞变法改革。康有为怎么说呢？他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也劝孙中山先办教育，孙的回答就是你要等这个黄河清，还得等到什么时候？

因此可见，我们这时候就知道，救亡的主题是多么的重要，多少的压倒起来。可是问题是，救亡搞出来搞了那么多年，大家就会忘记启蒙了，我们要记得这本书是80年代文化热的高峰期的时候出版的书，这里面对于文革结束，对于文革的这个印象，还是保持着那个温度，所以在这里面，李先生就说，你看，到了文革之前那段时间，或者文革时间，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和行为规约，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的时候，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改换头面悄悄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的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尊卑秩序的等级制，这些难道不就是70年前这本书所讲，70年前“五四”所要用启蒙主题去反对的东西，怎么又悄悄的回来了呢？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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