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昨天和前天的节目，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或者用两次节目的时间给大家阐明了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当中有一种比较浓重的晚清或者清末的现象，在我们相当一部分国民当中也有一种似曾类似的，跟当年非常相似的一种晚清或者清末的心态。所以我在昨天和前天两天的节目当中，是跟大家介绍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撰写的一部《晚清大变局》的书，今天继续介绍周建波博士撰写的，在国内出版的《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继续阐述我个人的观点。
周建波 著《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
为什么我说中国目前有一种清末现象或者清末心态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在过去150年是一脉相承的，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戊戌变法，到后来的慈禧新政。乃至中间有两次悲惨的命运，一次甲午海战，一次是在1900年左右当时的义和团运动，但是后来有了上个世纪整个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两场革命，也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努力。
现在经过这一串努力之后，我们发现中国虽然说崛起了，虽然说中国今天已经跟当年19世纪末任人宰割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精神层面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前辈们在100多年前，他们想完成的使命，或者中国社会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困局。比如说最近的毒奶粉事件，体现出来的中国全面道德的动摇，我们先不说崩溃，都使我们想到这个中间许许多多的现象，非常类似于100多年前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前辈们面临的那个困境。
所以昨天我介绍袁伟时先生他撰写的《晚清大变局》这本书里面，他就总结了中国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败给几乎和它同时起步的日本明治维新？有三个原因，重复一下，第一个是说以官办和半军火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没有展开市场经济的动力，这一点我想在今天这30年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他说第二点原因是当时的洋务运动不敢，或者没有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一直到了1905年慈禧新政之后才被取消，科举制度意味着什么？第一，意味着全面禁锢人们的思想；第二，意味着当世界已经进入文明现代化大潮的时候，我们当时中国的那些以科举、考八股文出身的那些政府官员们，还在背那些四书五经。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完全陈旧的，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世界观是完全跟不上当时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那股人类先进文明的大潮，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系统、全面的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造和建设，换句话说，就没有从根子上完成民族、自由，尤其是宪政这个系统工程的改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洋务运动失败了，后来有了中国那么多年的悲剧，甲午海战、义和团、八国联军等等，也有了上个世纪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生灵涂炭，死了许许多多人，或者许多人流了鲜血的两场革命，到了1978年之后，以邓小平先生为总设计师的那场改革开放，到今天正好是30年。
到了30年时候的今天，也许我们应该同时来想一想，今天我们相比10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我们完成了哪些使命，我们还有哪些当年的使命没有完成？未来30年、未来100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所以周建波博士这本《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这本著作里面，是跟袁伟时教授的著作某种程度有一脉相承之处，都试图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
所以如果说成功是当时的贡献，失败是留给我们后代的遗憾，周博士的书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洋务派李鸿章或者曾国藩，或者其他人为代表的那些洋务派，他们是具有现代取向的权力精英。但是在军事环节中要开创的洋务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就，既取决于社会环境对对它需要的程度，更取决于洋务权力精英们能支配多少社会资源。
然后他说，洋务派从事的这一“师以长技”的事业与古无争，古往今来都没有。所以传统的中国政府机构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人才对此进行管理，因此洋务运动很难从板结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那里分离出来。
第三个，最关键的还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了“体用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过去100年也是困扰我们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例如书中是说为什么洋务派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早期的洋务派他们自己的观念所限制。因为像李鸿章包括曾国藩他们那些人也是从当年的中世纪的中国社会教育体系当中出来的，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超越中国的这种文化体制。
第二是由于早期洋务派的策略上的考虑，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像今天海归成群的中国现代社会，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刚才我说了很多次，从脱胎于中世纪的那种传统的以八股文训练出来的中国的政府官员们。所以他必须要有某种策略上的考虑，能够做到西学为用也许对李鸿章们当时就是一个不错的进步了。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文章的作者说，事实上西学大量的采纳并没有拯救中体的病入膏肓，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么一种哲学之下，中体要走向更新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结局，非常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没有完成这么一种使命。另外这个书中也提到了刚才昨天我从袁伟时教授的书中也摘录到的，当中国清朝帝国这个大国行将衰败之际，仍存有一种所谓的大国的心态和大国的遗风，那就是当时1894年，慈禧太后要举行一个60周年的一个大庆。
所以在那么多的过程当中，人们都已经可以看到，当时洋务派要提出一种行动的纲领，叫“外须合拢、内须变法”。对外要进行合拢，跟所有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中国和西方如何相处，这是在从当时一直到今天都是很大的问题，西方一方面对于当时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是强盗，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包括日本的国门。
但另一方面，在船坚炮利之后，他们也为中国，如果说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当时的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后，在使中国人民屈辱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先进文明的大潮。中国人到底如何看西方？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
我想这个问题李鸿章们当时没有解决，或者李鸿章们由于迫于周围的压力没有解决，今天的我们依然没有解决这个只有问题。所以外须合拢、内须变法，我想这是从洋务运动到现在一直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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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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