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我花了三天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德国当年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下半叶，崛起期的整个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的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以及最后为什么会导致他们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这中间的裂变、蜕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换一个国家，谈谈日本。在亚洲，日本几乎跟德国一样，非常迅速发展，乃至于最后成为法西斯国家。但是在它的发展，在它的整个裂变或者崛起的早年，它也有许多经验、现代化的经验是可以供中国所吸取、借鉴、乃至于学习的。它的裂变的过程一定是今天的中国所引以为鉴的。

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相当于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

今天的改革开放跟当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看看当年日本明治维新，它有哪些经验，有哪些弯路，有哪些教训，可以供我们吸取，可以供我们避免，也许能够使我们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得更加稳健。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国权与民权的变奏》，这是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日本思想家写的书，小标题就叫“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换句话说就叫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三十年，日本国民的、或者思想史上的一些精神结构。

我非常希望未来，也许过十年、二十年，有人可以写“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精神结构”，看看我们过去三十年，今天中国人的思想、精神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

当然，这个扯远了。我想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从1868年开始差不多到1898年结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成果，就在1894、1895年，当时在中国叫“甲午海战”，在日本叫被成为“日侵战争”，它打败了它过去的老师，中国，这可以成为在日本人当时看来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大成功。

于是当年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叫福泽谕吉，在1895年，他已经60岁了，他当时说，他为日本打败了它过去的老师激动地热泪盈眶。而早年就是这位日本的哲学家福泽谕吉，他曾经鼓吹过要振兴大和民族，一如就跟我们今天要鼓吹振兴中华一样。

大家没有发现，1895年的时候，为了日本打败了它过去的老师中国，而激动的热泪盈眶的时候，你没发现，这种本来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爱国主义的内核已经有所裂变，已经有所进行蜕变，而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乃至于一种帝国主义了吗？于是这个中间的心路历程，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来关注以及来吸取，或者甚至说来避免。

于是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什么叫民权？就是公民自己的自由，每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一个公民社会，今天中国也正在兴起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的自由正在不断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国权，国家的权利，国家的政治上的自由。这两者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从17到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史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最早产生的是经济的自由，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们有经济上的自由了，经济的自由带来的是公民本身的自由，那就是公民上的自由，或者说称为平民的自由，但是最后会有一种政治上的自由。

但请注意，平民或者公民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统一的，合二为一的，有时候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当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必然的、逻辑的会造成一定的冲突，一定的困惑。

让我们看看，当年日本，它是如何面对这样的困惑的。比如说它里面讲到，其实当年日本在崛起期，它有两个自由，一个是政治自由，一个是平民的自由。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平民的自由，它非常的弱小，有发展的空间，也有一些发展的余地，但是最终这个平民的自由是让位于政治上的自由。

而当时在日本，充斥于日本国民精神状态、精神结构深处的，它的政治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认为政治权利万能，对权利的顶礼膜拜，这种市民的心理。于是，这种政治价值就高于一切，就是要为祖国而奋斗，一切都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富强。

刚才我讲过，福泽谕吉，日本当年那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早年，在明治维新的早年，提出了要振兴大和民族，跟我们今天说要振兴中华一脉相承，这都是一个民族崛起期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

于是，当国家权利利用了这种东西，来告诉每个老百姓，只有国家是你的生命的全部，你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去奋斗，乃至不惜牺牲你的生命的时候，那时候个人本来这种就在萌芽，以及正在成长的公民或者平民的自由，就会让位于这个政治的自由。

也许在崛起期，人们这种裂变或蜕变会看不见，摸不着，但几十年、一百年一过，当这个民族犯了许多错误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个裂变的时候，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深刻的感受。

所以，从日本近代史上来看，这个书上也讲，它说无论从思想史的视野，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在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结构当中展开的有两个：一个是鲜明的军国化，就是政治上的自由，把一切都认为是民众都要为这个国家去奉献他所有一切；另外是民主化。这两条道路永远在进行着一种内在的斗争。

其实当我跟大家讲《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当我们讲到19世纪下半叶，《从俾斯麦到希特勒》，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在德国内部也存在着这两条道路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斗争。

一个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自由化，民主化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开始盛行，而当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这个国家去奋斗的时候，这个本身并没有完全的错，人们应该为了这个祖国而去奋斗。但是，当你忽略了这个公民本身的自由的时候，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矛盾的冲突。

也许可以扯远一点，当1806年，菲希德对德意志的国民进行演讲的时候，其实当年德国人对法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个是对法国人的仇恨，另外一个是对法国人的喜爱。

德国人到1806年，拿破仑用铁蹄占领他们的土地的时候，对法国人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菲希德才会对德意志国民发表演讲。

但是德国人从拿破仑开始，就对法国人有种天然的爱，这是让人感到非常困解的一个问题，原因就在于当时德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以法国革命之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虽然说拿破仑用铁蹄占领了德国，但是法国它有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而当年在德国没有。

于是，一方面是对侵略者的憎恨，一方面是对侵略者的内心的一种羡慕和崇拜，造成是19世纪初叶，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内在的一种困惑。所以，当时在德国崛起的时候，有一种民族运动，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民族运动后来让位于这种军国主义。

那么在日本，国权与民权的变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日本它有对民族、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它没有逃脱对国家权利的那种顶礼膜拜，而这就上世纪日本全部的悲剧所在，而这种悲剧对于今天的中国，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