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医疗的公平和效力从某种程度上它跟一般商品的是有差别的，因为一般商品可以说医院的这个效力的最大化就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就是说一般的商品就是生产方的效力最大化，就是社会的效力的最大化。但是医院来说，它是有，从医疗来说它有微观效力和宏观效力，宏观效力我们是想要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产出，就是老百姓的健康得到保障。但是对医院来说，如果它用最少的钱，给老百姓治病，那么它的收入就下降，也就是说跟它的利益是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让医院回归公益性？它应该以社会目的为主要，而不是以它机构的个人目的。

当然它这块缺口应该靠政府来补，以及应该找市场要钱。我觉得我们公立医院目前就是说，它应该是回归公益性，为，因为公立医院的目的就是承担政府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的职责，这是它的定位。它应该在满足完成它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公立医院也可以做市场这一块。因为我们最好的资源在公立医院，而中国现在这个人口，就是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有购买能力的人，那么我觉得完全可以在公立医院有这个特需服务这一块。那么提供价优的，质优的这个服务。那么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高端的需求，挣了利润，来弥补这个低端，就是基本医疗这个也许政府补助不同。

曹景行：关键还在政府，到底能不能够有这么大量的资金来使我们这么多的公立医院、公有医院回归到公益性质，这个金额有没有一个定量的分析？

李玲：应该说政府是可以承担得了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医院要分两个层次。对于我们大型公立医院，其实它的这个盈利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是要管理，要使它回归公益性，让这个它，别让它那个创收的利益太足了，而且它创收应该到有能力的人身上创收，而不是现在我们穷人富人一并在。就是富人他也没得到他想要的服务，穷人他富不起。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层次给分开，就是所以我觉得是管理上它是可以改变它们。

那么我前不久去了这个四川的这个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那么政府给它们投入也非常低。那么那家医院就做得非常好，它们每年以一个亿的资产在增收，而且它们的收费等等都还是比较便宜的，真是老百姓得到了价廉物美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选择好的院长，有好的管理体制，其实我们公立医院它是有能力生存的。

曹景行：你讲到的是管理。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今后可能如果是政府，现在我们税收反正也比较多，以后有比较，比现在多得多的资金进入到公立医院体系的话，也会不会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体？结果管理者和医院本身都变成一个为了利益，现在我们其他的垄断行业都看到，现在垄断行业出现的问题，大家老百姓意见很大，什么东西费用都降不下来，然后他本身的工资也好，利润也好，都很高。那这个问题如果在医院出现的话，回过头来又会损害到民众的利益。

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一定的定量，比如说我们明年医改以后，你给个多少百亿，几个千亿下去。这个数量会不会随着整个的我们国家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无底洞，政府财政承受不住？

李玲：这个问题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医改我们最怕的一件事。因为医疗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这个医疗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常常说竞争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因为一般的竞争就是竞争价格，而量是固定的，你用一台电视、两台电视，你总是有个数的。但是医疗除了价以外，还有那个量。那个量你感冒了，喝水、吃药、打针，而上CT都是可以的，这个量。

医疗体系监管 专业机构还是市场化？

李玲：就它这个量可以无限地扩张。那么我觉得还是，所以我前面讲的信息化非常重要，需要信息充分地披露。因为其实监管就在于你有充分的信息，你就能把它管住。另外我们给医院的这个给付方式或者说拨款方式要改变，不能说你有多少人，有多少床位，我就给你拨多少钱。应该现在国际上最新的给付方式，叫做服务绩效，就是应该按它的服务的绩效，就是最后它对改善人民健康到底做了什么？那么信息化它是有多综合指标以后，它是可以来有效的监管医院的行为。

那么我们其实比较希望呢是最后是政府它作为是这个主导的，它在负责筹资、服务提供和监管，那么有一方是筹方对保方，就是筹到钱的这一方，还有就是提供方。其实应该让他们有一定的博弈的这个力量。

曹景行：政府或者组织一些委员会来对公立的医院或者整个医疗体系的监管，这种方式在以后中国的医改当中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