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我觉得就是这个十六大这五年的后边的几年，真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绩，这个我把它归纳成叫：市场经济是对的，市场社会是错的。就是说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等价交换，这个优胜劣汰，天然的你被淘汰，那个很正常。但是这个原则不能够用在完全社会里头，市场社会就有人天生就是智障，天生就是他没有这么多，教育程度也比较低，他被竞争垮了以后，我们政府该怎么办？法国的体会就是市场经济是对的，市场社会是错的。市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来对待社会的问题，是要出大问题。

但是我看到十六大以来的后几年，这个问题是"胡温亲民"在体会这个老百姓的这些变化上头，做了很多这样的事，社会保障也好。所以我还不完全看重这个经济增长，然后觉得怎么样。而更看重他们做的这个结构性的调整，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很多的老百姓得到了好处。我觉得这一点虽然有很多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我用一个政治学的词，叫做在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出现的对一些弱势的人或者说是公权的滥用，形成的对别人的损害，等等就是拆迁这些，导致很强烈的结构性怨恨。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会最危险的地方。

于海生：前一段新华网有一个网民的调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几大议题，这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来以为大家肯定关心所谓的民生问题啊，反腐败问题啊，它和反腐败当然也有关系。但排在第一位的居然是对公权力的制约，我看了这一个，我在惊讶的之余，我也感觉到，中国网民的层次真是大幅度的提高了。他能够把这个反腐败直接上升到对公权力的制约上面来，这个关心最多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明这整个中国社会对反腐败，因为大家都痛恨腐败嘛，但是他正在趋于理性。

我同意刚才兆勇的说法，就是你现在公权力的滥用，他可能会引起社会结构性的怨愤，尤其是那些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的，例如房屋拆迁，他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时候，他这个侵害，他通过媒体的放大，他可能引起与他，在他同层次社会，就同阶层社会那个人群的集体不满，这个确实非常得危险。但怎么样克服？怎么样制约？怎么样能够改善这种状况？光靠就是简单的一些政治口号，说提出一个亲民路线或者是简单的去访贫问苦，恐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从制度上，从改革上去寻找它的根源，解决它的问题。

曹景行：就是说经济发展所带出的这些问题，您刚才讲到，是不是就说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但是它实际上还带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市场经济的概念用到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制度化，那对弱势群体的这种侵犯，甚至是一种边缘化，造成的社会问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原来体制的不适应，原来体制不适应这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两种实际上我们如果用最简单的道理说，也就是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但是上层建筑不适应，一种是新的上层建筑适应一种资本化的上层建筑，一种上层建筑是原来的权利资本化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而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我想针对的也就是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政府是公共权力 不能把政府当公司

蒋兆勇：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个十七大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讨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它不是公司，你不能把政府当公司来办。你看现在这个到处都是土地、房价，无处有利益的没有政府不在后边操控。但是你看香港这个政府，它的做法它对这个经济是叫积极不干预政策。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公司化，公司化的这种运转。当时这个市场主体没有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它有它的道理，在那。现在市场主体有了，你政府你这个市长不管，难道人家不做生意了，人家就不摆面摊了吗？他肯定要摆的。这个是社会的事，也就是说我的，我有一个提法，叫做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体不是政府，是社会。这样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一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反思，这些问题也就是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