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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对，我记得你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有一个市长会议，中国和美国的市长参加，中国的每个市长讲的都差不多的，而且讲的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在党中央的什么指示下，然后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的方案，人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
吴建民：听不太懂，但是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确实这个意思，我想人家听不懂的东西，我们语言就改一改，怎么让他听得懂，特别是让他喜欢听，能够引起他兴趣的东西来下工夫，这一点我认为，恕我直言，中国人要改进这方面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包括我给一些负责干部去讲课的时候，我请他们上来，一个人一个人做，他们一上来都是管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一些领导干部，你看他站在这个地方，他那个态势，他是能够压得住场面的，他讲话他是有一定逻辑的，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我这个听到若干个，有个共同特点，他不打动人，他听完之后印象不深，而这个交流的时间总是有限的，那不可能无限的讲下去，他不可能听三个小时听你讲话，不可能的，就几分钟。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最有效的交流？我认为中国人这方面还要下很大的工夫。
曹景行：核心就是要打动人。
吴建民：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如何去面对媒体？如果媒体对你讲的整个反感，当然他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各种原因他对你反感，但是并不是这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我觉得是可以逾越的。你看有些非常成功的交流的案例，他能够逾越过。
曹景行：这20多年来，实际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当中实际上有所变化。
吴建民：当今世界这个媒体的主渠道还是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手里，我们的声音应当说不是很强的，必须面对的。所以要想办法，第一要能跟他们进行沟通，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多的开拓的余地，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了，是国外，他有很多的讨论会、研讨会，它一种舆论一种形成之前，它有不断的酝酿的过程。比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研讨会，它都在酝酿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酝酿的过程当中，过去它不请中国人，现在开始请中国人了，我们要进去。在酝酿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中国人的声音。这样的话，我觉得在上游就做了工作，而不是到了下游再面对这样一种世界，面对这种现实，既成事实，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就稍微晚了一点，当然面对既成现实这种状况永远会有。第三，我觉得是说要同各界，包括美国的国会，美国好多朋友跟我介绍，说你们要多跟美国国会进行交流，美国国会员很多连护照都没有，他对国外情况不了解，你要去跟他介绍情况，多沟通，多交流。
曹景行：可能就是中国需要的就是成熟，通过这一类事件之后，中国能够成熟的面对世界，这是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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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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