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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马鼎盛、曹景行都曾备战1977年高考,然而命运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马鼎盛、杨锦麟、曹景行,三位知名的学者型主持人,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届”。
30年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改变命运走向的考试。考场之外,他们都曾遭遇过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种种波折。
杨锦麟给厦门大学写信“我要读书!”
杨锦麟:出生于福建厦门,198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厦大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问题研究。1988年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等职,长期从事时事评论。2003年初任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等节目主持人,是华人世界中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
“老三届”插队下乡八年
1968年,15岁生日那天,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队人马,来到福建闽西山区的武平县插队。
临下乡前,学校发给我一张毕业证书,算是初中毕业。去除“文革”停课,以及初中第一学年的寒暑假,其实只读了八个多月的书,因此变成了“老三届”。
我一直找不到那张写满毛主席语录的初中毕业证书,家里人说,就在我下乡出发前,我一把将墙上那张毕业证书撕下,塞进炉子里,看着它在火焰里化为灰烬,还抛下了一句话:读不了几个月书,这也能算是初中毕业吗?!
武平县是闽西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当年毛泽东在闽西地区闹革命打天下,闽西八个县,他老人家走了七个县。武平县大概是太穷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几乎没有在那逗留过。而我和我的同辈人,就在这个没有留下领袖足迹的贫困县呆了整整八个年头。
这8年里,我插过秧、犁过地、挑过粪、烧过瓦、熏过炭、养过羊、放过牛……总之,在那块土地上人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就凭那不足一年的初中学历,我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不瞒你说,那书还教得不赖。
很多知识,都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敲打出来的,点点滴滴积累,未必有系统,也未必全面。但那8年农村大学的阅历和学习,打下了人生起步的基础。
“白卷英雄”粉碎求学梦
这段知青岁月,给我记忆最多的只有苦难和挫败。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和“黑七类“的家庭出身有关。
第一次中专师范招生,我不由分说被刷了下来,传言很多,当然和自己不属于根正苗红有关。
1974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紧张劳动余暇的休息时间。每天,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几个同学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起补习。但“白卷英雄”粉碎了我和很多知青的求学梦。
恢复高考之初报名被拒
1977年,我病退回到厦门,从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了待业青年,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干起。
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多半是又脏又累的活。每个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每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一晚上没歇着,就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听说高考恢复的消息,我马上跑去报名,被街道办拒绝。第一,我刚以病退的名义回城,没有正式职业,政策不允许;第二,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我还是无法过关。
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我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只有20多天用来复习,但许多课程对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考生而言,其实压根就没有学过。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我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在酷暑中,扇扇子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能硬撑着,连裤裆都捂烂了……
政审不合格政治考满分
焦虑等待之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政治分数获得了满分100分——一个政治审查还不能合格的人,政治考了100分,很具有嘲讽的结果;历史分数考了也是那年全厦门第一,其他成绩尚好,数学考得很抱歉,只有11分。
我的总分上了录取线,但由于诸多的原因,第一次录取未能上榜。扩招的时候,我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那封信里,写得最工整的四个字就是“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是那个年代所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唤,我能深刻体会到高玉宝的心情。
参加这次高考前,我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第二年,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100万港币的订单。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一笔大买卖!
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要读书的心愿实现了!
我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工艺美术厂,迈进了大学校门。去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欢送。我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中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子。那一晚,我喃喃醉语,翻来覆去说的就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少数幸运儿多数底层人
30年前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是提供了一个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会让我们遭遇一个什么样的路向,无从预计。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至少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曾经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无助和无望。
和同辈人相比,当年能进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现在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成了共和国从混沌走向光明中被牺牲、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这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些少数人的幸运。
因此,我想,反映高考30年,我们应该把当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也纳入视野。这亦是倾注一种人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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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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