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马鼎盛、曹景行都曾备战1977年高考，然而命运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马鼎盛、杨锦麟、曹景行，三位知名的学者型主持人，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届”。
30年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改变命运走向的考试。考场之外，他们都曾遭遇过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种种波折。
杨锦麟给厦门大学写信“我要读书！”
杨锦麟：出生于福建厦门，198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厦大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问题研究。1988年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等职，长期从事时事评论。2003年初任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等节目主持人，是华人世界中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
“老三届”插队下乡八年
1968年，15岁生日那天，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队人马，来到福建闽西山区的武平县插队。
临下乡前，学校发给我一张毕业证书，算是初中毕业。去除“文革”停课，以及初中第一学年的寒暑假，其实只读了八个多月的书，因此变成了“老三届”。
我一直找不到那张写满毛主席语录的初中毕业证书，家里人说，就在我下乡出发前，我一把将墙上那张毕业证书撕下，塞进炉子里，看着它在火焰里化为灰烬，还抛下了一句话：读不了几个月书，这也能算是初中毕业吗？！
武平县是闽西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当年毛泽东在闽西地区闹革命打天下，闽西八个县，他老人家走了七个县。武平县大概是太穷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几乎没有在那逗留过。而我和我的同辈人，就在这个没有留下领袖足迹的贫困县呆了整整八个年头。
这8年里，我插过秧、犁过地、挑过粪、烧过瓦、熏过炭、养过羊、放过牛……总之，在那块土地上人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就凭那不足一年的初中学历，我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不瞒你说，那书还教得不赖。
很多知识，都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敲打出来的，点点滴滴积累，未必有系统，也未必全面。但那8年农村大学的阅历和学习，打下了人生起步的基础。
“白卷英雄”粉碎求学梦
这段知青岁月，给我记忆最多的只有苦难和挫败。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和“黑七类“的家庭出身有关。
第一次中专师范招生，我不由分说被刷了下来，传言很多，当然和自己不属于根正苗红有关。
1974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紧张劳动余暇的休息时间。每天，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几个同学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起补习。但“白卷英雄”粉碎了我和很多知青的求学梦。
恢复高考之初报名被拒
1977年，我病退回到厦门，从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了待业青年，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干起。
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多半是又脏又累的活。每个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每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一晚上没歇着，就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听说高考恢复的消息，我马上跑去报名，被街道办拒绝。第一，我刚以病退的名义回城，没有正式职业，政策不允许；第二，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我还是无法过关。
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我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只有20多天用来复习，但许多课程对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考生而言，其实压根就没有学过。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我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在酷暑中，扇扇子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能硬撑着，连裤裆都捂烂了……
政审不合格政治考满分
焦虑等待之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政治分数获得了满分100分——一个政治审查还不能合格的人，政治考了100分，很具有嘲讽的结果；历史分数考了也是那年全厦门第一，其他成绩尚好，数学考得很抱歉，只有11分。
我的总分上了录取线，但由于诸多的原因，第一次录取未能上榜。扩招的时候，我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那封信里，写得最工整的四个字就是“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是那个年代所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唤，我能深刻体会到高玉宝的心情。
参加这次高考前，我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第二年，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100万港币的订单。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一笔大买卖！
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要读书的心愿实现了！
我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工艺美术厂，迈进了大学校门。去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欢送。我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中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子。那一晚，我喃喃醉语，翻来覆去说的就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少数幸运儿多数底层人
30年前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是提供了一个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会让我们遭遇一个什么样的路向，无从预计。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至少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曾经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无助和无望。
和同辈人相比，当年能进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现在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成了共和国从混沌走向光明中被牺牲、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这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些少数人的幸运。
因此，我想，反映高考30年，我们应该把当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也纳入视野。这亦是倾注一种人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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