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不“走后门”我上不了大学
马鼎盛：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与红线女之子。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到1989年。1989年后返港定居。现为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十多年的报刊军事专栏作家。
1967年，我在北京高中毕业。第二年，就跟着我哥到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了韶关山区的广东煤矿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我在厂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认为，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被十年“文革”打断了。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
“小秀才”作文不及格
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它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
我们厂里有64人报名参加高考。那一年广东的高考，政治、语文、数学各算一门，地理、历史合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的两个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
考试的题目，我觉得不难。在韶关厂里，我是个“小秀才”，参加全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我六年来写过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高考写作文，不就像写个广播稿？我自信准能拿个高分。
没想到，轻敌了，我的作文不及格。那年的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考试时，2000字我一挥而就，不假思索。没看题目后面还有个括号，里面写着“记叙文”。而我把记叙文写成了论述文。
我是后来因为迟迟见不到录取通知书，查分时才知道自己高考作文是不及格的。
政审受到母亲“株连”
体检回来后，厂里有两个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又急又不服气。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考试前，我还是辅导员，指导那两个人复习语文呐。
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了这事，说我不信自己的分数上不了大学。母亲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
大概厂里也比较同情我，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的分数肯定是没有问题。
仔细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当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想上大学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能经常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
副省长写信助我上学
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入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
杨老是个老革命，当时是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
学历史质疑个人崇拜
1978年，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为什么在“文革”中一些关照我父母的领导比如陶铸会被批斗？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时代境界。
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质疑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矛头直指“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个人崇拜历史观才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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