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后来在段祺瑞，梁启超等人的力挺下，中国最终参战，搭上了战胜国的末班车。

张国刚：设想当初，如果不是参战了，那么“巴黎和会”中国更没法弄。1919年1月，通往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的路并不平坦，莫理循此时已身患重病，正忍受着胰腺炎的折磨。

窦坤：他是以那个咱们中国代表团一个技术顾问的身份去的，说为那个咱们中国代表团，那不都是英文的说帖嘛，他去要那些英文说帖呢，做一些那个文字的修改，这样，他去做，但是到那之后不久，他就病倒了。

沈嘉蔚：1919年，他是重病的时候，他还是出任这个“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那么给他们改他们的稿子，莫理循认为你去用这个拿去念，虽然你是义正词严，但是你得不到便宜的。他说，不能这样说，他说不能这样说，他就给它改，几乎全部都重写了。

解说：莫理循连夜帮中国代表团润色了发言稿，但他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早在私下里，被列强让给了日本。

沈嘉蔚：听到这个消息莫理循就非常生气，他就觉得任何一个有一点自尊的中国人，都不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他是这么说的。

解说：他的话被证实了，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此时的莫理循已经筋疲力尽，他只属于那个无法挽回的旧时代，他甚至连回北京的力气都没有了。莫理循在巴黎和会后直接赴英国养病，一年后的1920年5月30日，客死他乡，安葬在英国的西德茅斯。

莫理循在他最后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一直珍藏着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回天无力，我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的中国人中。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中，莫理循的墓格外醒目，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有一圈中式的汉白玉栏杆，汉白玉上刻着英文“北京的莫理循”。

张国刚：我们的意识形态，用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来把近代史上所有的来中国的，来服务的这些外国专家，外国雇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或者是这个代言人，那是很偏颇的。

陈晓楠：2001年的一天常年孤独地研究莫理循的旅澳历史学家骆惠敏先生突然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书了”，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此时，他在堪培拉新的书房刚刚建好，他正要开始重新撰写莫理循的故事。骆先生2005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去世，而旅澳画家沈嘉蔚，年轻学者窦坤等后辈，又接过了莫理循研究的接力棒。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莫理循的故事，都是来自于他们常年累月令人尊敬的细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