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人员自己办一个以科技、知识、技能、盈利的机构，就是可以收人家的钱，而且给参加的科技人员发了七八块钱，每个月15元的少量的津贴，这个犯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忌讳，所以说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

解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称这样的群体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搞歪们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甚至最后竟然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这时一篇新华社的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对此事先后做了批示。

陈春先：正因为这种争论，所以说以后把这个争论，反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领导同志作了肯定的批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研究人员走出高楼大院，在社会上创办企业，这个方向是对头的。

解说：这个批示犹如一剂定心丸，让忐忑不安的创业者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由此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科技企业，陈春先也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下海者说》的报导，为科学院的创业者摇旗呐喊，“下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词。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学院人员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学院直接投资开创。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请允许我把联想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就是我在1984年的时候，我的大股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我当时是那里的一个技术员，给我投资了20万块钱，我带了11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办联想。

解说：这间小平房，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传达室，在这间小屋子里，一个公司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中科院计算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便是联想集团的前身，柳传志是创办人之一。公司建立之初，计算所也给予了十分宽松的环境，除了公司的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外，公司所有的人事权、财务权和业务权全部交给公司负责，所里绝不干预。

柳传志说，所里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其实当时的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究竟是什么。

柳传志：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不是也得要做点小买卖，先把这个日常维持起来，于是我们就卖过旱冰鞋，什么电子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卖过，我去进过货，进货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和这个我的同事一起到深圳，去的时候带了1000块钱，1000块钱呢这个当时为了我没带过这么多钱，我从小到大到那时候，40岁以前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是80块钱。所以这1000块钱呢，就是叫我老婆缝了个口袋，把这个1000块钱缝在裤子这个里头，要这个解开裤子才能把钱拿出来。当时只顾了安全了，忘了到买东西的时候你得解裤子，这是非常难堪的事。

解说：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社会环境很复杂，市场机制也不完善，骗子更是防不胜防。尽管在每次做买卖时都小心谨慎，柳传志仍几次栽在骗子手里，在商场的历练中，他也逐渐的适应了自己商人的身份。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这遭到了他的反对。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柳传志：我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个企业，科学院占了我百分之百的股份，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对吧，能够让员工能够有一定的股份。但是国家它改不了，当时的时候不可能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我就求助于我的小环境，科学院的领导很开明，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了我们比如分红权，利润上奖励你们百分之三十五，这时我也能稳住队伍，也有很大的好处。

解说：树大好乘凉，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是以计算所的名义申请的，而且同时获得了中科院产业局的担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被进一步开发利用，这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