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效业：其实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这次研究院史发现中央还专门来调查过，这个调查的事，那是早期了，八十年代的，1983年，1984年的样子吧，当时科学院少数人，少数的研究所和少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下海了。这个有人写告状信，听说科学院的研究所这个，用这个科研事业费这个办公司，这个要好好查一查。

电影《蒋筑英》片断：筑英，你醒醒啊，你醒醒，你知道吗？孩子们都到成都来看你来了呀，我的天吶，这是怎么回事啊。

解说：这是一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影，故事讲述了光学家蒋筑英由于积劳成疾，在出差成都途中病故，当时的科学界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纷纷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许多老科学家、老院士，甚至到了申请生活困难补贴的程度。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如何解决这五子登科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当时的一大言论就是，“解散科学院，基础研究归大学，应用研究归产业部门”，中国科学院生死一线间。

1987年1月，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临危授命接掌中国科学院，出任第四任院长。

周光召，1954年从北大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粒子物理领域，并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要说到物理，那是周光召的专长，而至于怎样搞活科学院的经济，这可就让他感到为难了。

曹效业：第一件事情当时就是成立了我们政策局，我就是那时候调到他身边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要来认真读书，这个读什么书？他说要读点经济学的书，所以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点，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的书。他看了看，老头非常聪明，说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说咱们要读经典原著。所以后来就给他，正好那时候社科院系统出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集，大概一套书，然后分配任务，每人一本，读完以后还要讲。

解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一套新方案由周光召呈报了上去，这套方案旨在将中科院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相结合，调动大部分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保留精干的力量来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曹效业：我们最早叫一院两制，后来中央有一位管外交的领导，好像是钱其琛，就跟他说你别叫什么一院两制，容易和一国两制混起来，好像你们既要搞社会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标准的官方语言是，“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工作和基础研究规律不一样，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解说：新模式的运用解了燃眉之急，科学院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领域，而且在技术应用领域也陆续成立了400多家科技公司和经济实体，其中与外企联合的就有50多个，两个领域并行不悖，犹如两架马车，引领着科技事业向前狂奔。在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一批科研技术人员从中科院的大楼中，逐渐走了出来。

何亮亮：许多人将中关村的崛起描述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正在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口口相传，人们把它叫做中国的硅谷，事实上仅仅在20多年以前，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中关村还只是海淀北街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远不如北京其他地方那么知名度大。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科院的科研大楼里走出来，他们前仆后继地来到了中关村，用智慧和勇气改写了它的历史。

解说：1980年，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普通的人，走进了位于中关村物理所的一间破旧仓库，他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他曾说，“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他就是中科院的物理学家陈春先。

陈春先曾在一次去美国考察过程中，发现几十人的小公司，既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惠普和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

1980年12月，就在这两间木板房里，陈春先带着十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的首家公司，所有人员都是业余时间工作，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年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