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静华（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以前我刚回上海的时候，我最忌讳的一句话，我也不愿意讲的一句话，我是新疆回来的，因为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在上海，在社会上面，只要你走在马路上，属于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好像你是，就像劳改里放出来的人，一模一样的眼光。

余加安:人家感到你们新疆人，他总是有种贬视的这种，虽说那时候去（新疆）的时候挺光荣的，我戴着大红花去的，到以后好像，到车上买票，坐公交车上，几个人说话最好不要说新疆的事，一说新疆的事把自己底亮出来，叫人看不起，那时候有这种。

解说:由于当初上海知青为返城在新疆阿克苏的绝食请愿被平息，其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常年落户无门，但是好不容易回来的人，又不愿再被退回。而上世纪80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的时代，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一个要钱对吧，一个要粮票，购粮证里头，一个人就是买一个人的粮食，拿定量的。我那些同学对我还是不错的，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个十斤二十斤出来，粮票出来，后来说有的说不对呀，给你粮票，你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反正轮着，轮流的，给送点鲜米来。

解说:安康夫妇属于幸运者，他们双双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不料房子又成了家人拒绝他们落户的理由。

安康:我弟弟看我户口回来，他把户口本拿走，不给我报户口，因为一报户口，就是这个房子我占定了。

史美云:我们家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我下面是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米，你说怎么办，他要考虑到他的儿子，他根本就考虑不到我们四个人。

安康:她父亲说，你们报户口可以的，你给我立张字据，就保证不要他们家里房子。

史美云:后来我们很爽快地他就写了，写了一个保证书给他，他就给我们报户口了，就这样报上了。

解说:更多的人把新疆发的互粮关系和工资证明揣进了口袋，迟迟难以落户。

杨清良（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我们是回到上海以后，要不了多少时间，仅有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海里面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因为什么，第一你户口也没有，自己身上也没本钱，是吧，再说呢也没有好依靠，你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

解说: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赤手空拳打天下。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火车站上，接他回家的那个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但是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呢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接客，从十六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啊，就赚了他五块钱，哎呀，天又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一身臭汗，可是他们走了，汗水在里头冷啊。晚上半夜三更的那些联防队呀，那些个警察出来，啊，你弄这个，你这个黄鱼车哪里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解说:那个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们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大西北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生活。

周敦福:我记得我两个康乐球盘，一天一夜，一天一夜，只要有人玩啊，这两个康乐球盘一天做100块钱。那个时候100块钱是什么概念？人家工资才是一个月才挣50几块啊。

余加安:张口说的第一句话啊，那是大着胆子来的，哎，苹果啊，苹果，苹果啊苹果。苹果啊，那时候卖水果，到后来呢，胆子放开了，卖螺丝，卖布，做油墩子，做萝葡丝饼。

顾幸运:回到上海呢，我就地摊，就摆地摊。就卖内衣内裤，早晨五点钟在那个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自己一个群体吧。大家都认识都知道，我摆摊，旁边几个人，你是哪里来的，他是哪里来的，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好多啦，有江西来的，也有那个云南来的，也有那个什么地方过来的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一般就是，一般新疆稍微比例多一点，如果有六七个人放摊嘛，最起码有两三个人是新疆回来的。

解说:在那个时代，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还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了这样的政策。

顾幸运:马路边，反正九点钟城管队要来了，要来人家会叫的，注意啦，有人来啦，我们就赶快把东西收起来，逃回家去。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他来冲的，警察来冲的，冲，把你们盘子抢掉啊，不叫你们摆呀，他说这个是赌博的工具。那么我就冲上去，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是谋生的，后来他就说，你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上海来的，我说不瞒你讲，我也是新疆回来的。

余加安:我每天呢，四五点钟呢，就到那里，码头上接货。跟那些乡下来的那些人啊，接上头了，哎，你的货给我吧，两人接上头了。后边来两个人把你裤腰一提，走。有些东西不能放的呀，一放时间长了，比如说那个蟹，对吧，一放放时间长了，错过市头了，卖不出去，他不死了嘛，死了就是钱呐。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说好话，哎呀，你，哎呀，这个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回来混口饭吃，不行。到以后就不行了，以后啊，人横下，就怕横下一条心。这样我没饭吃了，就跟他吵，拍着桌子跟他喊，骂呀。

17岁出去，在外面苦了那么长时间，对吧。回来，不做，没饭吃，没钱，做，他也不让你做。

杨清良:拿着口袋户口啊，也不想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也不情愿回去。但是上海当时又不给予报户口，他们每天跟家里进行摩擦，跟兄弟姐妹摩擦，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每天要靠自己去奋斗，去赚钱养活自己，能坚持着，那时候艰辛艰苦啊，任何人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