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会议的后半程，传出了要对剧本《苦恋》今昔感批判的风声，说电影还在修改先不批判，但剧本要批判。

面对一方叫好，一方要求修改的局面，白桦萌生一个想法：让中央高层看看片子再说。

1981年1月10日晚，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那时候，胡耀邦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复出后我前后在他的寓所见过他三次。”但胡耀邦拒绝了看片的请求。当着秘书的面，他坦率地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

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胡耀邦寓所的小客厅，厅里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胡耀邦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但此时，对《苦恋》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白桦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忆起1981年1月的一件事：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和人》，但部分欣赏的人只能私下向他竖大拇指了。

此前，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形成报告，希望中纪委介入调查。中纪委征求中宣部的意见，一番研究后，中宣部回复：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同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苦恋》的3封来信。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文章被数家报刊转载，并通过广播传播给千家万户。

白桦回忆，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强烈，很多老作家都持激烈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说：“看到这个影片时，我恨不得把头撞在银幕上。”

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据报道，5月17日，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谈话中提到：“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要争取作者做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与此同时，白桦也得到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支持。

当时，文联和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

面对对《苦恋》的大规模批判，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作出反应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1年5月22日，报纸刊出了《对〈苦恋〉的批判及反应》一文，称《文艺报》收到读者来信12封，其中有10封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批判“采取了不够慎重的方法”。

5月25日，文艺界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白桦的诗《春潮在望》获奖。

“靡靡之音”战胜《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1980年，一曲《乡恋》在全国引起轰动，然而随后不久，这首歌被划为“黄色歌曲”，是“靡靡之音”，歌手李谷一也被称为“黄色歌女”，大陆的“李丽君”。在《乡恋》的争论还沸沸扬扬的时候，1980年9月，北京晚报举办了一场新星音乐会，这场演唱会，尽管后来被称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新起点，却再次引发了一场关于流行歌曲的大讨论。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手提式录音机进入内地，港台的流行歌曲也传遍了内地的大街小巷。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台湾的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夸张了个人的情感，强烈地契合了一代年轻人追求个人生活的内心情绪，风靡了大江南北，让内地的年轻人备感新鲜，如醉如痴。于是，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如同当今的盗版片那样四处翻刻着，传播着，一发不可收。一边是邓丽君在坊间的大量流行，一边却是遭到了权威们对之的猛烈抨击。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人民音乐》编辑部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