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抒情的年代里，写诗是一件流行、风雅而高尚的事情，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会有诗社，《诗刊》、《星星》等杂志非常抢手。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精美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喜爱的诗歌，当时人们还流行写信，很多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信中都会写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的句子。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喜爱诗歌，当时厂矿、部队、医院……各行各业都以爱诗为荣。

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但是此时，“朦胧诗”这个概念还没有诞生。

诗人钱超英撰文回忆说，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朦胧诗”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广东的发明。最初是广东作协负责编《作品》诗歌的黄雨撰文指责当时的新诗作品“不足为法”，紧接着是经常在《羊城晚报》写评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引发轩然大波。章明评价这些作品“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

认为他们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分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使诗意显得晦涩怪僻，整体意境荒诞而诡异，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有趣的是，他所提出的“朦胧诗”这一本来是否定性的评价概念，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章明的批评并非无中生有。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朦胧诗的这些诟病的确是它的致命伤。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则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上的分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在形式上则开始西方文学的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的明显借鉴。这些东西很自然地受到传统力量的冲击。

争论带来的影响是，《今天》两次停刊；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崛起论”遭批判，北岛、舒婷、顾城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传播者而划为“污染”之列……最终在1984年前后，朦胧诗顽强的生命力逐渐被人们认可。1986年12月6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前面说，朦胧诗这个概念的定名，与广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广东也是新诗潮的一个平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广东不仅有满地的港台卡式录音带，也有各高校学子的文学社团和自印诗刊--如中山大学的《红豆》，华南师大的《野花诗刊》等。

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诗人包括《瓶中船》的作者筱敏、从阳江闯入省城文坛的林贤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辛磊、陈小奇，华南师大中文系的钱超英、司徒杰，还有沈宏菲、朱子庆等，活跃者有数十人，他们的写作和活动，对北方袭来的朦胧诗新潮有过一番热闹的呼应。

据诗人钱超英回忆，当时广州除了先锋性鲜明的《花城》杂志不时刊发有分量的诗歌外，花城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室也颇有动作，先后创办过《海韵》、《青年诗坛》等杂志。如果说民间诗刊是中国新诗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的话，当时除了《诗刊》《星星》和部分诗报以外，其余公开出版的专门诗刊并不算多。广东这连串出版的诗刊，就为全国热情高涨的爱诗者多提供了一个阵地。顾城、芒克、王小妮、叶延滨等人都在上面发过诗作。广东诗人在上面写的自然更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