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等领导提议在人民北路、国商大厦东北面路口再建一座标志性大厦--国贸大厦。梁湘同志把当时在深圳的３８家内地部门的同志召集来商议，建议把这座大厦作为各省市设在深圳对外发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资，一家一层，每平方米造价约８００元。初定建３８层，比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南京的金陵饭店高一层。

事情基本定了下来。但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大家感到３８层的高度还不够，与香港也没法比。大家解放思想，结果议定建一座地上５０层、地下３层共５３层的大厦。顶层要能停直升飞机。５３层搁现在当然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中国内地之最，显示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按照中南设计院的设计方案，５３层的国贸大厦标高１６０米，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将成为深圳特区享誉全国的标志性大厦。

市政府规定，像所有的工程一样，国贸大厦也要通过招标来确定承建单位。共有７家省级以上建筑企业获准参与投标。最后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简称中建三局）中标。设在武汉的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进入深圳参与特区建设的国有大型企业。局长是张恩沛，我是副局长。

中建三局之所以能够中标，一则当时已经承建过市人民医院和罗湖口岸联检大楼，信誉较好；二则我们的施工方案提出要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滑模工艺，以大幅缩短建筑工期。为了拿下这个工程，我们还放弃了已经中标的位于文锦路的金城大厦两座塔楼项目。

建设国贸对我们局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么大的项目谁也没干过，谁都想来干。三局在武汉和荆州地区挑选了１０００多名精兵强将，意气风发地开赴深圳，充实到三局一公司。工地上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工人们是夫妻也得分开住集体宿舍。我受三局委托任现场总指挥，我爱人俞飞熊是总工程师兼滑模施工副指挥，也都不住在一起。工棚是用油毛毡和竹竿、竹席、竹叶搭起来的，闷热又潮湿。但工人们一点也不觉得苦，他们认为能参加特区建设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上世纪８０年代响遍深圳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从内地来看到这口号感到特别振奋，经常以此来激励公司的干部和员工。

深圳高温酷热、又经常下雨。工地上实行１２个小时轮班倒，人停机不停。工人们士气旺盛，不讲条件，拼命苦干。每天在烈日蒸烤下作业，大汗淋漓，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很多女钢筋工也像男工们一样，３５厘米粗的螺纹钢扛起来就走。

记得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１日夜间，１２级台风正面袭击深圳，工棚全部被毁，有人被刮到铁丝网上，一时竟动弹不得。工人们全身湿透，在大风大雨中露天里熬了一夜。当时我住的工棚也被吹跑了，只好把洗澡木盆顶在头上挡雨。第二天一早，工人们顾不上收拾住处，先都跑到工地上整修设备，下午就正常开工了。

１９８４年春节前的一天，国贸工地对面南国影院工地工棚突发大火，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火星不断地蹦落到我们的工棚上，情形紧张至极。工人们纷纷从塔吊上爬下来，站到工棚顶上，不停地浇水，硬是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不受波及。

除了开创事业的激情，改革创新也是我们提高效率的法宝。公司在深圳搞工程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是，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一方面极大地激发和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员工们的待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得最多的月收入高达６００多元。这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算是天文数字了！干部们当时拿的还是死工资，当时我这个副局长、工程现场总指挥的月薪才１００元，外加７５元特区补助。但我们一点也不嫉妒拿高薪的工人。

干群一致、上下同心，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特别能战斗的中建三局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走到了创造奇迹的门口。

国贸大厦能够高标准如期建成，关键是成功运用了滑模工艺。用今天话说，是拿下了建筑行业的“高科技”。

我们在１９８２年５月开工后，用半年时间打完地基，随后又完成了地下和裙楼的施工。在进入大楼主体建筑施工后，即开始试验滑模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