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招商局在极左思想影响之下，单一经营，困守一隅，搞了几十年没有什幺发展。袁庚到任，根据中央定下的“以航运为中心，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以铁腕大力整顿。

袁庚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到香港的第一课，就是买了一座大楼，非常便宜，只花了6180万（港币）。第一次交订金时，支票2000万。那天是星期五，当时讲好下午两点钟，在一个律师楼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开了2000万的支票到律师楼去了，卖楼的对方也有好多人来了。楼下几部汽车停在那里，那个汽车发动机都没有停的。一上去之后，大家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签字。签完字，对方拿着支票，两个人夹住，下去了。

剩下一个老板和我们谈善后的事，那个支票用车以最快的速度，马上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明天是礼拜六了，人家银行关门，礼拜天也关门，假如礼拜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3天2000万的利钱，所以他要求按时把支票交给他，我们的财务去了，他回来向我们报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的紧张是很动人的。

当然，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资本家对2000万在银行3天的利息为什幺那幺重视，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中就是几万元的利息。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回家。他没有这个观念！这就是第一课。

我也不怕自惭形秽，一窍不通，我接触经济工作，仅仅是在五年多前开始。但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经济工作，毛病之多，简直令人发指！招商局的子公司多的是，一检查，发现支票在家里过夜大家根本不当一回事，就是内地理财的办法……很快我就把这个财务换掉了，换了一个华东财经学院毕业的来。

他来了之后，我就给他讲这个道理，一个礼拜之内他就能够接受。他说这里理财和内地理财完全是两码事，立即加以整顿。经过整顿之后，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很多人骂我，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中国很早就讲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它说得比我还厉害，时间重于金钱！”

招商局走上轨道，袁庚就考虑进一步的发展了。1979年初，他和有关同志带着蛇口开发工业区的蓝图，到北京向李先念、谷牧同志汇报。先念、谷牧同志很感兴趣，当时同意把整个南山半岛都划给工业区，袁庚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三天一层楼”创造深圳速度

李传芳，女，１９４４年出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１９６７届毕业生，１９８３年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兼任深圳国贸大厦工程现场总指挥。１９８４年６月任深圳市副市长，已退休。

作为象征，“深圳速度”又是和当时建设国贸大厦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５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实力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享誉至今。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由吴南生同志挂帅的首届领导班子规划了深圳最初的建设蓝图。建设者们在罗湖桥边摆开阵势，日夜奋战，一举搬掉了罗湖山，为深圳最早开发的人民南一带打下了基础。１９８１年，梁湘、周鼎等同志来深圳接过吴南生等同志的班。第二届市领导班子起步后，最早酝酿立项的就是国贸大厦。

当时深圳的大型办公楼，在建的只有一座２０层的国际商业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