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做嘉宾“贩卖观点”而被内地观众熟知，因为主持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而被视为读书过人，因为在南方都市报等内地报章撰写时评而被认为是有良知卓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36岁的梁文道，每天只睡5个小时，每周有数不清的专栏，经历像63岁一样丰富。日前，他穿一身黑色中式装束，做客东莞“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从中午12点到深夜12点，在无数活动间隙，他抽空接受了本报的专访。除了谈论个人经历和生活，他还回应了他在“锵锵三人行”上大骂足协负责人谢亚龙的举动，对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被读者打耳光等热点事件也一一点评。

谈个人经历 胡适对我影响太深了

记者：你的评论风格要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事实和道理讲得比较通透，但态度又比较平和，这是你的性格使然还是其他原因?

梁文道：我谈的都是一些常识，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一把楼梯，让观众能够顺着这个楼梯走到楼上去，看到更多好书，更深刻的观点，所以我没必要用激烈的态度。

性格是一部分原因，但也有后来自我完善的过程。我小时候在台湾，看不到鲁迅，都要读胡适。后来碰到鲁迅的时候，我很兴奋，但是胡适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很喜欢鲁迅，但学不了，学不像。年纪越大，我越发现我还是喜欢胡适那样的态度。就是有什么事大家讲道理，好好说嘛，不需要那么多敌我矛盾的状态。

这是一个源头。还有一个，是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为了学英文我去看电视，有时电视会转到英国国会辩论，我很喜欢那种场面。英国国会的房子很窄，大家坐在几条板凳上，很狠地骂人。但是再怎么骂，他们会尊称对方先生，像有人很讨厌英国首相布朗，痛骂他，但是会口口声声说“布朗先生如何如何”。说布朗先生怎么怎么样。那种格调我很喜欢，我感觉英国人的做法，是我批评你，我对你很多东西不同意，但是我不侮辱你这个人。

谈评论风气 后悔骂谢亚龙王八蛋

记者：但现在尖锐的批评才能引起关注是国内评论界的“共识”。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梁文道：当然我也完全知道这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风气，因为我们曾经充满了虚伪，所以特别喜欢强调“讲真话”。但是对“讲真话”这三个字我有点距离感，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这三个字就代表一个极端，有种情绪化的倾向。我们会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比如说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觉得这就是讲真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真话就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面的方法；讲真话可以用一些很温和的语言。

记者：你大概只有一次“撕破脸皮”，就是你在电视上骂谢亚龙是王八蛋，人们很意外。

梁文道：那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我平时很少骂人，连粗话都不讲。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出来就没粗口了，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怎么可能再继续。

记者：很多人觉得大陆的评论中这股“骂评”、“酷评”的风气有文革遗风的影响，你觉得呢?

梁文道：我不认为有这么简单。首先是逻辑上讲不通，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啊，那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也是这样呢?我觉得，过去某种说话和思考的方法的延续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跟这么一个浮躁、喧哗、吵闹的时代有关，而且这种浮躁才是最好的温床。在这种浮躁的气氛里，大家只想表达自己，不愿意听别人说。

这后面隐藏得更深的，是一种深沉的愿望与饥渴，就是每个人都想被人注意，被人知道，都希望被肯定。这是对过去那种官话、套话、空话的激烈的反抗，也是对过去漠视个体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