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如此冷漠、偏激和肤浅”

《新周刊》：去年一年你都在各个大学演讲，你始终在推动一个“大国民运动”？

阮次山：我走遍了世界各个国家，我发现我们国民素质跟不上，我们缺乏文化的素质。我一直想利用我的休假，在各个大学演讲，把这个火种延续下去。我为什么想到大国民呢？那是“9．11”的时候，我连续做了9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传e-mail给我，说美国人活该，美国人该死。我那天就很沮丧，我在节目中伤心地讲，我们的年轻人如此的冷漠、偏激和肤浅。他们在逃离的时候没有混乱和恐慌，让老弱先走。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精神的再教育。“文革”那一代没钱他要革命，我们现在钱有了，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留下了些什么，留下了一堆钞票吗？

《新周刊》：哪个国家具有这种大国民的素质？

阮次山：全世界具有大国民素质的国家就是美国，它是从小市民开始，我的儿子、我的孙女都是。大国民风范第一个是爱国，哪一天你们到美国去，在街上在酒吧千万不要在美国人面前骂美国，他们会揍你，百试不爽。比如网站，我们的年轻人很容易在里面传播一些谣言，在美国不是的，国民有一种免疫力，网站里的那些谣言传不出来的。

《新周刊》：你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在这点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阮次山：比如进电梯，一堆人在里面，你面向何方？没有人教你。开门的时候一定有人顶住后面，看有没有人进来，香港人不懂。这些优雅是大国民风范的一个体现，还有宽容，我这一辈子有个哲学，所用的人如果不会感恩图报我是不用的。为什么呢？不感恩图报，表示这个人对他的朋友对他自己不忠诚。

《新周刊》：你对中国的愤青群体怎么看？

阮次山：我们的年轻人不够理性，容易被激怒，过度民族主义和过度爱国主义都不是正常的现象。改变这点，就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新周刊》：好像网络表达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阮次山：这个世界不可能都是高端的东西，这种平民表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的盘子太大了，中国太特殊了。我在复旦大学演讲，他们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我说已经赶上了，我们年轻人的手机普及率比美国要高很多，所以可以出现超级女声。

“现在的中年人还没有大国民素质”

《新周刊》：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之间有个君子协定，做我喜欢做的，它给我一个空间，我儿子一直在鼓动我退休，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还不够，就算退休，我的大国民运动还是要搞。

《新周刊》：你永葆激情的秘诀是什么?

阮次山：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过三十后没有梦想的话，你这个人就完了。我个人觉得我现在还有梦，这个梦就是大国民了，我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在20年以后能够比我们现在的中年人要好。我们现在的中年人还没有这种大国民素质。还有50岁的人看着外国人就笑，还有一种看着外国人不笑的，就表现出傲慢。

《新周刊》：培养一代人要三代人的努力？

阮次山：真的要三代人，这一代人制造的，等下一代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点，再到他的下一代才能接近真相。

《新周刊》：在爱国的问题上，有一些学者说阮次山你爱国，怎么不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呢？

阮次山：这个说法是非常愚蠢的，我当初加入美国国籍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比较方便，我是台湾来的。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是不怎么样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教育的一代人。我们中国的国策，按他们的讲法就不要做华侨的工作了，你只要是加入了外国籍，住在外国，就可以不要爱国了，可以这样吗？

“我又不能杀她”

《新周刊》：你现在职务是凤凰资讯台总编辑，工作上有没有感到压力？

阮次山：我个人的哲学是没有压力感，我永远是面对困难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我对压力的体会和别人不同。过去两个月我在美国跑了一圈，21天访问了25个人，我说我不觉得有压力啊。该访的该做的而已。我跟同事讲，从事新闻工作是自愿的，辛苦也是自愿的，所以很累。过去一个月我喉咙反反复复讲不出话来，你怪谁呢，这是工作，又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我心里没有压力，只有工作。

《新周刊》：《风云对话》这个节目开播4年了，你对这个节目的理解是什么？

阮次山：我觉得过去4年的《风云对话》有架桥沟通的功能，没有一个民间机构像我们那样，跟那么多国家高层和领导人物采访，让他畅所欲言。我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你那个国家，要问什么样的问题，要了解什么样的事情。我做什么桥梁呢？我做的就是把中国政府可能的信息告诉他们，我过去访问的都是做这个工作，现在欧洲国家、美国、亚洲国家，甚至阿拉伯国家，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把凤凰当成他的朋友。过去《风云对话》每一集、每一次访问外国的政界的人士，或多或少加深中国观众对他们的理解。

《新周刊》：你刚才谈到4年是个漫长的时间，为什么是漫长的时间？

阮次山：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跟这些外国政要联络采访，过程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上次我们到菲律宾去，讲好的某年某月某日，我访他们的总统阿罗约。我带了一队人马过去了，到了那天打电话，说不行。为什么，她参加APEC会议，布什拒绝见她，她心情不好。一个国家的总统，定好日子，我带了一队人马过来，她说不行，她心情不好，我又不能杀她。有时想想过去4年很感慨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新周刊》：在和各国政要对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

阮次山：讲老实话，这个需要经验，你一开口就知道他愿不愿意和你平起平坐。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只要坐下来，就没有失败的采访。我常常耍的一招就是，他属下说只给我15分钟，我说好，我绝对有办法让他留到25分钟，只要他聊开心了。我提问题是有一点诡计，15分钟快到了，在14分钟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他随便一讲就到20分钟了，等到快到20分钟时又会提出一个问题来，15分钟通常会揩油揩到25分钟。

《新周刊》：那你采访时也戴块表？

阮次山：我们有摄像，他们会提示我的。所以我采访那么多国家的政要，90%的都揩油了。

“80%的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

《新周刊》：现在他们接受你的采访时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栏目，那么第一次对话时你是不是有些难度？

阮次山：电视采访，不管多大的腕，面对摄像机也紧张，他们在接受采访之前都是很有准备的。比如说普京，一出来，我奇怪他脸这么白，原来是化的浓妆，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是，结束后我跟他的新闻助理开玩笑，我说你们首相化妆技巧很好，看不出来。他说您不知道，我们首相每年化妆经费是17000英镑。80%的外国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所以我和他们调整座位的时候就会开玩笑，我说，你不要理会这几个人，聊几次就亲切了。对于严肃的人，比如梅加瓦蒂，她一坐下来我就叫翻译开始翻译，我说夫人，你的样子和你的相片相比漂亮多了，哪个女人会拒绝这个问题呢？她就哈哈大笑，我说我居然可以看到如此璀璨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访谈就成功了一半了，25分钟的访谈她最后都不想走了，我不能违反人家习俗，她要去祈祷，我就和她道别了。之后我老板说：你是第一个吃女总统豆腐的人。

《新周刊》：他们反过来影响你吗？

阮次山：跟这些政要接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知道人家在这么高的位子是怎么想问题怎么看问题，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作为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脑袋要像棉花一样吸收，他们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分析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从他们的反应仔细思考，他为什么这么想？我很幸运，我和这些人接触，我的资讯在更新，我讲出来的评论也是别人不可能讲出来的。

“美国人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新周刊》：你小时候就想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人？

阮次山：我没讲过这句话，我并不想影响任何人，可是老天爷对我的厚爱，使我经历很多事。对于世界状况的掌握，我要回馈给中国人。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在台湾长大的，在美国长大的，看问题都不一样。我不能独善其身，我要回馈，我常常想我的节目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永远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比如3月28日你真的以为美国会通过一个中国关税27%的决议吗?(注：美国对华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之提案，已于3月28日宣布将表决时间由原定的3月31日推迟至9月29日)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美国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讲的话你也不要太在乎，他咋呼你也不受他的影响，在商业社会里这些很正常。

《新周刊》：有没有你采访之后和政要建立了关系的？

阮次山：有很多，安南等。以色列从上到下我都访问了，我理解他们，这其中看出斗争的残酷，我访问阿拉法特时他几乎哭了。恐怖组织我不只是访哈马斯，他们也有人性的一面。访问多了，真是尝遍了人间百态。这些政客、领导人都有他内心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