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中国愤青群体不够理性
2007年12月25日 09:43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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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如此冷漠、偏激和肤浅”

《新周刊》:去年一年你都在各个大学演讲,你始终在推动一个“大国民运动”?

阮次山:我走遍了世界各个国家,我发现我们国民素质跟不上,我们缺乏文化的素质。我一直想利用我的休假,在各个大学演讲,把这个火种延续下去。我为什么想到大国民呢?那是“9.11”的时候,我连续做了9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传e-mail给我,说美国人活该,美国人该死。我那天就很沮丧,我在节目中伤心地讲,我们的年轻人如此的冷漠、偏激和肤浅。他们在逃离的时候没有混乱和恐慌,让老弱先走。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精神的再教育。“文革”那一代没钱他要革命,我们现在钱有了,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留下了些什么,留下了一堆钞票吗?

《新周刊》:哪个国家具有这种大国民的素质?

阮次山:全世界具有大国民素质的国家就是美国,它是从小市民开始,我的儿子、我的孙女都是。大国民风范第一个是爱国,哪一天你们到美国去,在街上在酒吧千万不要在美国人面前骂美国,他们会揍你,百试不爽。比如网站,我们的年轻人很容易在里面传播一些谣言,在美国不是的,国民有一种免疫力,网站里的那些谣言传不出来的。

《新周刊》:你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在这点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阮次山:比如进电梯,一堆人在里面,你面向何方?没有人教你。开门的时候一定有人顶住后面,看有没有人进来,香港人不懂。这些优雅是大国民风范的一个体现,还有宽容,我这一辈子有个哲学,所用的人如果不会感恩图报我是不用的。为什么呢?不感恩图报,表示这个人对他的朋友对他自己不忠诚。

《新周刊》:你对中国的愤青群体怎么看?

阮次山:我们的年轻人不够理性,容易被激怒,过度民族主义和过度爱国主义都不是正常的现象。改变这点,就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新周刊》:好像网络表达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阮次山:这个世界不可能都是高端的东西,这种平民表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的盘子太大了,中国太特殊了。我在复旦大学演讲,他们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我说已经赶上了,我们年轻人的手机普及率比美国要高很多,所以可以出现超级女声。

“现在的中年人还没有大国民素质”

《新周刊》: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之间有个君子协定,做我喜欢做的,它给我一个空间,我儿子一直在鼓动我退休,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还不够,就算退休,我的大国民运动还是要搞。

《新周刊》:你永葆激情的秘诀是什么?

阮次山: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过三十后没有梦想的话,你这个人就完了。我个人觉得我现在还有梦,这个梦就是大国民了,我希望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在20年以后能够比我们现在的中年人要好。我们现在的中年人还没有这种大国民素质。还有50岁的人看着外国人就笑,还有一种看着外国人不笑的,就表现出傲慢。

《新周刊》:培养一代人要三代人的努力?

阮次山:真的要三代人,这一代人制造的,等下一代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点,再到他的下一代才能接近真相。

《新周刊》:在爱国的问题上,有一些学者说阮次山你爱国,怎么不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呢?

阮次山:这个说法是非常愚蠢的,我当初加入美国国籍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比较方便,我是台湾来的。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是不怎么样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教育的一代人。我们中国的国策,按他们的讲法就不要做华侨的工作了,你只要是加入了外国籍,住在外国,就可以不要爱国了,可以这样吗?

“我又不能杀她”

《新周刊》:你现在职务是凤凰资讯台总编辑,工作上有没有感到压力?

阮次山:我个人的哲学是没有压力感,我永远是面对困难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我对压力的体会和别人不同。过去两个月我在美国跑了一圈,21天访问了25个人,我说我不觉得有压力啊。该访的该做的而已。我跟同事讲,从事新闻工作是自愿的,辛苦也是自愿的,所以很累。过去一个月我喉咙反反复复讲不出话来,你怪谁呢,这是工作,又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我心里没有压力,只有工作。

《新周刊》:《风云对话》这个节目开播4年了,你对这个节目的理解是什么?

阮次山:我觉得过去4年的《风云对话》有架桥沟通的功能,没有一个民间机构像我们那样,跟那么多国家高层和领导人物采访,让他畅所欲言。我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要了解你那个国家,要问什么样的问题,要了解什么样的事情。我做什么桥梁呢?我做的就是把中国政府可能的信息告诉他们,我过去访问的都是做这个工作,现在欧洲国家、美国、亚洲国家,甚至阿拉伯国家,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把凤凰当成他的朋友。过去《风云对话》每一集、每一次访问外国的政界的人士,或多或少加深中国观众对他们的理解。

《新周刊》:你刚才谈到4年是个漫长的时间,为什么是漫长的时间?

阮次山:辛苦,真的很辛苦。为什么?跟这些外国政要联络采访,过程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上次我们到菲律宾去,讲好的某年某月某日,我访他们的总统阿罗约。我带了一队人马过去了,到了那天打电话,说不行。为什么,她参加APEC会议,布什拒绝见她,她心情不好。一个国家的总统,定好日子,我带了一队人马过来,她说不行,她心情不好,我又不能杀她。有时想想过去4年很感慨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新周刊》:在和各国政要对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

阮次山:讲老实话,这个需要经验,你一开口就知道他愿不愿意和你平起平坐。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只要坐下来,就没有失败的采访。我常常耍的一招就是,他属下说只给我15分钟,我说好,我绝对有办法让他留到25分钟,只要他聊开心了。我提问题是有一点诡计,15分钟快到了,在14分钟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他随便一讲就到20分钟了,等到快到20分钟时又会提出一个问题来,15分钟通常会揩油揩到25分钟。

《新周刊》:那你采访时也戴块表?

阮次山:我们有摄像,他们会提示我的。所以我采访那么多国家的政要,90%的都揩油了。

“80%的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

《新周刊》:现在他们接受你的采访时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栏目,那么第一次对话时你是不是有些难度?

阮次山:电视采访,不管多大的腕,面对摄像机也紧张,他们在接受采访之前都是很有准备的。比如说普京,一出来,我奇怪他脸这么白,原来是化的浓妆,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是,结束后我跟他的新闻助理开玩笑,我说你们首相化妆技巧很好,看不出来。他说您不知道,我们首相每年化妆经费是17000英镑。80%的外国政要面对摄像机都会紧张。所以我和他们调整座位的时候就会开玩笑,我说,你不要理会这几个人,聊几次就亲切了。对于严肃的人,比如梅加瓦蒂,她一坐下来我就叫翻译开始翻译,我说夫人,你的样子和你的相片相比漂亮多了,哪个女人会拒绝这个问题呢?她就哈哈大笑,我说我居然可以看到如此璀璨的笑容,我知道我的访谈就成功了一半了,25分钟的访谈她最后都不想走了,我不能违反人家习俗,她要去祈祷,我就和她道别了。之后我老板说:你是第一个吃女总统豆腐的人。

《新周刊》:他们反过来影响你吗?

阮次山:跟这些政要接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知道人家在这么高的位子是怎么想问题怎么看问题,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作为新闻工作者,自己的脑袋要像棉花一样吸收,他们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分析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从他们的反应仔细思考,他为什么这么想?我很幸运,我和这些人接触,我的资讯在更新,我讲出来的评论也是别人不可能讲出来的。

“美国人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新周刊》:你小时候就想成为一个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人?

阮次山:我没讲过这句话,我并不想影响任何人,可是老天爷对我的厚爱,使我经历很多事。对于世界状况的掌握,我要回馈给中国人。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在台湾长大的,在美国长大的,看问题都不一样。我不能独善其身,我要回馈,我常常想我的节目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永远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比如3月28日你真的以为美国会通过一个中国关税27%的决议吗?(注:美国对华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之提案,已于3月28日宣布将表决时间由原定的3月31日推迟至9月29日)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美国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讲的话你也不要太在乎,他咋呼你也不受他的影响,在商业社会里这些很正常。

《新周刊》:有没有你采访之后和政要建立了关系的?

阮次山:有很多,安南等。以色列从上到下我都访问了,我理解他们,这其中看出斗争的残酷,我访问阿拉法特时他几乎哭了。恐怖组织我不只是访哈马斯,他们也有人性的一面。访问多了,真是尝遍了人间百态。这些政客、领导人都有他内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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