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从1970年金日成恢复访问中国开始，中朝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在张庭延的记忆当中，那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少有动人的文艺作品问世。而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这时候来到中国，大家蜂拥而至，争相观看，卖花姑娘一家人的命运牵动了中国观众的心，催人泪下的情节，那动人的音乐旋律，都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这一动作给中朝关系带来一场不小的震荡。

解说：1971年，朝鲜党政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活动，张庭延为周恩来做翻译，在一场宴会过程中，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同寻常。

张庭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在周总理宴请过程中间，有几次有人进来和周总理递条子，向周总理递条子，或者跟周总理报告什么事情。我感觉到稍微有一点异常，实际上我估计可能是基辛格的行动，现在做什么，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估计是这个。

那么后来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到朝鲜代表团，党政代表团要到外地去，在北京参加完活动要到外地去。我就被通知留下不能上外地，要有待命，又是待命了。

解说：张庭延记得当时他临时中断了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的任务，在北京待命，对于即将执行的新任务，事先他毫不知情。

张庭延：待命，那当时不知道，那也知道不能够多问，只要待命，可能就是有重要的翻译任务。那么我到，让我待命，在哪等着呢，钓鱼台，给我开了房间，住在钓鱼台，我就踏踏实实睡觉。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周总理要到平壤去，要向金日成主席介绍和基辛格谈判的情况，中国为什么要调整外交政策，和美国改善关系。就这个问题，和金日成举行会谈。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乘着飞机，直接飞，飞平壤，我到这时候才知道，留下来的时候，待命的时候那不知道。那个时候基辛格已经离开北京，但是外界并不知道基辛格来过了，基辛格访问北京的公报也还没有发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4号，或者是15号才发表的。

陈晓楠：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之间开始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基辛格访华公告一经公布，虽然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却是份量十足，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对于中国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朝鲜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不久，周恩来就飞往平壤，向金日成通报情况。

1979年5月26日，邓颖超副委员长抵平壤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副委员长在机场上受到金日成主席和夫人金圣爱的热烈欢迎。

1979年5月30日，邓颖超副委员长由金日成主席夫人金圣爱陪同参观咸兴荣誉军人塑料日用品厂，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

张庭延：一清早就飞去了，而且选择的线路是最近的，大概一般的民航客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吧，这个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过一点就到了，从海上过去，海上过去。最快的速度，节约时间，到那儿以后，我还记得呢，那是金日成主席到机场来迎接的，然后两个人坐车，到了酒岩山宾馆，它的一个招待所，它叫招待所，就是酒岩山宾馆，住在那。

周总理大概1970年4月去的时候就住在那，他住过的，金日成主席一直陪同他，在路上两人就商量，这个金日成希望周总理休息一下，不要那么忙，周总理说不能休息，我事情很多，咱们十点钟。上午去的嘛，一清早去的嘛，我吃一点东西，十点钟我们就谈，十点钟开始谈，十点钟谈了一次，下午四点钟，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四点钟又谈了一次。

晚上金日成请周总理吃饭，我还记得呢，是狗全席，全狗席，狗肉席，应该说是狗肉席，有很多狗。他很善于做这个，做得很好。

解说：在张庭延的记忆中，朝鲜国宾馆只有在款待重要客人时，才会上全狗席。周恩来与金日成的那次情况通报会谈，金日成招待周恩来的仍然是朝鲜最拿手、最具特色的全狗席。

张庭延：周总理讲了我和基辛格见了面，会谈了，就几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为什么调整这个政策，为什么现在和美国要改善关系，讲完了之后，金日成，我记得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央政治局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我们原则上是赞成的，中国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政治局要讨论，政治局讨论之后，我会派代表到北京去，向中方通报我们讨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