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民间组织获得和动员资源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但与大多数社团相比，“自然之友”的资源动员和获取能力已算高出许多，据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统计，1998年，全市合法社团的平均收入为26.4万元，远远低于“自然之友”。

名门之后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自然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自然之友”走过的十年，如果说它有所成就，已经很难说清这是梁从诫的个人贡献还是“自然之友”的集体成功。

很多问题都是通过他政协委员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去”。比如说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比如说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

这显然是中国早期草根NGO共同的特点，即由个人精英或社会名流发起而起家。这也是国际NGO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如世界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初的创始人便是英国的一位亲王，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真正的职业化组织模式。

“自然之友”就正在“去梁从诫化”，这也正是梁从诫自己的意思。他说，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

让梁从诫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经过十年发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梁从诫举例说，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而且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即使是这样，梁从诫目前的个人收入刚刚调整后也仅达到3000元／月。在自然之友起步的那些年，梁说，他靠文化书院每月的500元度日，是老伴方晶用退休金养着他。

在NGO做事的多是一些深怀公民责任和宗教情怀的人士。但近年来，“自然之友”的骨干纷纷流失，相继创立了自己的NGO。如何让一个组织从早期的沙龙过渡到稳固的组织，让“自然之友”更加职业化———这是“自然之友”正在探索和焦虑的。

一场体制改革正在向“自然之友”袭来，就是从招聘总干事开始。“这个改革必须进行。这不仅关乎中国NGO发展的走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下去。”“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说，“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NGO，‘自然之友’理应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一直是NGO棘手甚至最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