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友”真正声名鹊起源于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1998年，“自然之友”先是筹款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随后，“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绿色周末》联名邀请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英雄——中共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书记扎巴多杰来京，向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介绍他们的工作，并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办公室。

“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末，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40万元。

翌年2月，“自然之友”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国家林业局参考“自然之友”建议，随后开展了那场著名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

看似欣然的过程却遭逢连续的意外。先是扎巴多杰突然死亡，后是“野牦牛队”在接受表彰后不久被决定整体解散。

得知此讯梁从诫如五雷轰顶。1999年8月，梁从诫与17名记者联名上书中央，反映藏羚羊目前的危急处境和野牦牛队将被解散的问题，建议加强反盗猎措施并整体保留野牦牛队。

这一次，“自然之友”却无力回天。五年过去，梁从诫内心依然酸楚，“我们支援‘野牦牛队’的过程中，忘了还有一条潜规则———表扬孩子，先要表扬父亲。NGO如果不支持野牦牛队，它或许还能半死不活。我们支持它，让它红火了一阵子，反而落下一个解散的结局。”

明白这个规则后，梁从诫曾做过最后的挽救。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个人身份给青海省政协写了信，感谢当地政府培养了“野牦牛队”这样一支勇敢朴实的环保队伍。“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梁从诫追忆“自然之友”往事，严肃地说，“NGO在中国解决问题不是沙龙式的，是有危险的。在中国做环保，在某种场合不是田园诗，有时候是生死搏斗。”

1998年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就是一例。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和几位协助拍摄的“自然之友”会员被林场扣留长达40分钟。为保护采访成果不被劫走，“自然之友”会员周虹冰深夜女扮男装，身藏录像带，费尽周折逃离林场。

节目最终播出，社会反响巨大，但有关人员却遭遇麻烦。“自然之友”会员吴登明在一天内收到两次威胁电话，扬言要用他的脑袋补偿当地的损失。

“自然之友”在总结这次行动时，由衷地向大家提出请求：“我们诚恳地希望会员们在调查、劝阻破坏环境的人和事时要十分慎重，要有周密的计划，在安全方面做好充分准备，还要认识到我们作为民间团体的作用及其局限，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

尽管惊心动魄甚至充满死亡的威胁，但只要得到回报，努力总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更多时候，“自然之友”体味到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态毫无改变的滋味。杨东平说，这恰恰才是NGO的常态，“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

NGO正在改变的和难以改变的

“自然之友”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体制外资源，经费来源于会费、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让自然之友感到欣慰的是，它至今“没花国家一分钱”。截至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资金共计252.6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