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按照科学的要求，IPCC的要求，你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到40%，你拿出多少钱？也应该有个标准，你拿出你GDP的1%到1.5%，那就是三千亿，1.5%就是四千五百亿，帮助支持发展中国家。

解说：巴厘岛会议也给后来的争吵，埋下了伏笔。美国执意要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计划，气候公约长久以来的双轨制原则受到挑战。

吕学都：发达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同时不为发展中国家引用新的义务，明明白白的写到纸上，为什么中国会说不？因为发达国家你老节外生枝。

谢振华：他们已经到了，人均GDP已经3万、4万美金了，可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那个时候也就是1600、1700美金。现在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和美国、和欧洲、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要差两到五倍，你不是说人生而平等吗？不是人人平等吗？这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这就是一个，要不要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

解说：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失去排放空间，就不能再消耗石油和煤炭，建立在廉价石油上的美国式生活，和高耗能、粗放型的中国式经济狭路相逢、寸步不让。一番唇枪舌战后，最终写入文件的是这样一段复杂、绕口的文字。

解说：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衡量和可报告的适当国家缓解行动，它们应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

苏伟：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才适用三可程序。

李雁：（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美国想只把三可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后面，而不提那个，那个支持的部分。但是后来就不知道是在场的什么人，可能也发挥了一些文学上的天赋，就是说三可的短语，把它放在后面就可以解释为，这两个东西都必须是可测量、可汇报、可核实的。

解说：在南太平洋吐瓦鲁的国土，依然在经受海浪的蚕食，在这里看不到海堤的保护，土地也在被海水浸泡后，无法再种植庄稼。

伊恩·富莱（吐瓦鲁气候谈判首席谈判代表）：我们有一些小的项目、水资源项目，但很难获得所需要的足够资金，去建立足以抵御热带气旋的设施，我们肯定到现在还没收到有关资助。

解说：在非洲和南亚，大多数受气候变化影响深重的国家，都没有等到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直接导致气候谈判，从2008年开始停滞不前。而更多的时候，这年复一年的谈判，就像一本理不清的账，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站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说自话。

乔纳森·珀因（美国气候谈判首席谈判代表）：美国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正在大量提高，技术、适应还有医疗方面，通过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通过世界银行，这些项目将持续下去。我个人的观点是，还会增加。

凯文·康拉德（巴布亚新几内亚气候谈判大使）：我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社区，要求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旦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发达国家的资金却从来没有兑现。

李雁：谈判代表的授权就在这儿，谈十年也是一样的。联合国特别是潘基文本人，希望能够把全世界的首脑，重要国家的首脑带到一起，我们当时是，挺坚决的，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全世界的NGO在舆论上一定会支持你。那最后没有想到，他居然真的做成了，去年9月份在纽约开了一个联合国气候峰会。然后NGO之间也形成一个挺强大的，叫做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联盟，呼吁首脑们应该亲自到哥本哈根、亲自参加谈判。

解说：哥本哈根的夜景并不壮观，从飞机上看下去，除了几条交通干道，没有什么特别明亮的地方，想到这是座标榜低碳的城市，又回忆起丹麦人对能源的危机感，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对于2009年12月，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参加气候峰会的人们，这也许会是最好的欢迎仪式，欢迎莅临哥本哈根。

王立智（哥本哈根市议员）：开始的时候，它叫Copenhagen，所以到处写的是Hopenhagen，就是和Hope（希望）有关，谈到一半的时候，叫它Flopenhagen，Flop，就是有点不太行了，到最后他们管它叫Brokenhagen，就是说全破裂了。

解说：整个地球在燃烧发光，燃尽之前红得像太阳，人们在哭泣，像在地狱一样。

解说：位于哥本哈根东南面的贝拉中心，如今已是门庭冷落，只有那座标志性的风力发电机，还在不停地转动，这是特意为气候峰会树立起来的，以象征人类迈向绿色未来的强大动力，拉尔斯是贝拉中心的公关经理，在他的记忆中，峰会召开那几天，贝拉中心就是世界的中心。媒体大量涌来，会场外，每天都排着长龙，幸运的人一个小时能进到会场，不幸的人会在等了几个小时后，仍然被挡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