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罗明坚乘船返澳门。澳门当时正“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经济十分萧条，往日繁华的街道上，不少早已驰誉远近的店铺也关了门，门前堆满灰尘，招牌上布满了蜘蛛网。澳门的修道院没有固定收入，耶稣会士们的两餐也难解决。罗明坚本身所带的银两很少，无法在澳门买回价钱昂贵的自鸣钟，但又觉得不能令王泮知府失望。在这种窘境下，罗明坚找到替代的办法：利玛窦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机械师，又谙熟制造钟表的原理，可以叫他动手造钟！于是，在澳门物色到一位制钟工匠，还买了造钟表所用的齿轮、发条、链条及其它的零件，写了一封信，叫工匠随船带回肇庆。

利玛窦看信后，见这位从澳门来的工匠肤色呈深褐色，下巴留着大胡子，是印度果阿省人，即所谓的加那利人。在与印度工匠的对话中，利玛窦得知他有制钟经验，并已成功地制作过多座自鸣钟。利玛窦来到府衙向王泮先送上一些名贵的欧洲小礼品，然后将那一大堆钟表零件摊了开来。王泮见面前那堆金属不知是何物。利玛窦这才讲出因资金短缺在澳门买钟的困难，摆明了要在肇庆制造自鸣钟的想法，并声言自己完全有制成自鸣钟的把握。王泮知利玛窦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听闻后由蹙眉皱额转为笑颜大开，连连击掌称好，叫利玛窦马上开工。

在制作自鸣钟期间，利玛窦在现场亲自督阵，当起了技术顾问，为保证所制出来自鸣钟的准确性，要求每一道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样一来，便显得人手不够。王泮见此情况，向衙役下令，在肇庆城里物色两位最能干的五金工人，派去作利玛窦与那印度工匠的助手。没有多久，衙役们找来了两位心灵手巧的五金工人。利玛窦带着印度制钟工匠和那两位中国五金工人，日夜加班加点，几经失败，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终于在肇庆的“仙花寺”内制作成功了。王泮见了，甚为欢喜：这钟大小适中，制作精巧，可调节每小时、半小时或一刻钟自动鸣响一次进行报时。

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利玛窦曾经在葡萄牙里本斯著名的布拉大学，学习过葡萄牙文并到了一个相当熟习的地步，尽管他学习语言特有天赋，但接触到中文，颇感难度大：方块的象形文字，辅音特别少，词形没什么变化。最为难学的是四声的区别，声不同，尽管字音一样，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已经全变了。利玛窦清楚知道，倘若语言文字互不相通，中西交流的大门将是关闭着的，自己进入中国就难于完成使命。

利玛窦在澳门大三巴附近的“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了十三个月的中文，他们的第一任中文老师是澳门的官方翻译菲力甫?马修斯。利玛窦与罗明坚来到肇庆后，更刻苦地学习汉语。罗明坚比利玛窦早四年来到澳门，是欧洲第一个学中文的人。利玛窦有空就和罗明坚在一起，互相学习中文。他们的学习方法有些特别：把平日经常见到的东西－－如房屋、船只、花草、树木、桌椅等用简单的图形画出来，然后用意大利文与中文作对照，既念又写。在这基础上，再用做动作或者其他的方法来进一步学习比较抽象的名词与术语，既学地方语言，又要学习官话。

有了会话与阅读的基础，利玛窦就尽量搜寻中国的传统典籍进行阅读讨论，从中领会中国诸子百家的哲学精髓。来到肇庆才居住两年，利玛窦给阿桂委拉神父写信时欣喜地说： “自己目前可不用翻译，直接和任何中国人交谈了”。

在肇庆，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纪事”的信向澳门耶稣会汇报进入中国大陆的感受，说：“中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简直像是一个花园，根本无法用画笔来形容。”此信的原件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澳门利氏学社法国籍的赵神父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份复印件。我们肇庆《利玛窦》写作小组在澳门采访期间，有幸从赵神父处取到了此影印本。

在1583年至1588年期间，利玛窦与另一位神父罗明坚合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整部书稿有198页，其中包括辞典和与其前后装订在一起的材料。《葡汉辞典》共分三栏：第一栏是葡语单词和词组、短句，大体上是按ABC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第二栏是用罗马来注音；第三栏是汉语词条，里面既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也有词组和短句。尽管这套拼音系统“属于初创，在声母和韵母的拼写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棱混淆的地方”。学者杨福绵在经多年的研究后认为：《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注汉字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是利氏及《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也是后世一切汉音拼音的鼻祖。”这部辞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使用了许多明朝末年社会流传的语汇，“该辞典所收录的音韵学及词汇学方面的资料，是研究明朝晚期官方语言及文人使用官话的宝贵语言学方面的材料。”

《葡汉辞典》的出现，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汉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葡汉辞典》在中国的肇庆问世，就等于打造了一把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大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