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这成为她在祖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展品中有幅大型油画《人力壮士》，画面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扳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践踏东三省的铁蹄，虎视神州大地的充血眼睛，怒吼的风云，受难的苍生，人民的呼号，权贵的置若罔闻，在她心中组成了一支悲壮的大合唱。她想藉着对力的赞美，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敬意。前去参观的许多观众久久地停留在这幅画前，默默地感受它的震撼。潘玉良很爱这张画，想自己保藏。然而画展开幕那天，教育部长王雪艇提出要买这张画，她也不好拒绝，以1000大洋定了下来，议定画展闭幕时取画。

不料就在这天晚上画展遭破坏，《人力壮士》被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旧时伤疤又一次被别有用心的人残忍地揭起，潘玉良呆立当场，望着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展厅，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不可遏制地涌上了心头。多少年了，有些人还是不肯放过她的过去，可是现在的潘玉良不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姑娘了，多年的风雨磨难在丈夫潘赞化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中早已使她学会了坚强和容忍。她应该坦然和微笑面对屑小之徒的攻击，这些人的非难，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成就吗？

由于她的三不主义，潘玉良在法国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拮据。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王守义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少数的好朋友之一。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潘玉良是先后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工作之余，经常去看望这位清贫的老同学。有时候早上去看望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他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接济帮助这位老画家，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1960年潘玉良得知了自己深爱一生的丈夫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她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病。她感到自己的心空了，对回家的希望，对丈夫的思念，对团聚的想象，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丈夫走了，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这样感到孤独和寂寞，往事一幕幕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他偕她漫步荷塘；耳鬓厮磨在灯下给她授课；他端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药向她走来，一匙一匙送到她嘴边；他猫腰钻出了假山洞；他翘首在吴淞口巴望她回来……一合上眼，他就微笑着向她走来。她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可她多么希望沉浸在这短暂的幻觉中，品尝这久违的幸福，永不再醒来。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有体力的时候，她常在塞纳河桥头徘徊了，累了便坐在河边石椅上望着桥呆呆地出神。这里多像苏州河上的乍浦桥啊，特别是眺望着落日的河面，和河对岸刚刚露出黄嫩叶子的几条林荫道时，河水在春风温和的吹拂下，微微起伏，这常使她想起黄浦江不息的波澜。从前，她常常站在乍浦路桥上，远眺晨曦慢慢挑开黄浦江的朝霞，近观苏州河畔落日的壮美。她怎能忘记那血红的火海呢？在对人生绝望的时候，她曾想在那里找个归宿。这时，两位恩师来了，把她从血海的边缘拉了上来，赐给了她一张人生通行证，把她引进了艺术的门槛。从此，她敢于行走人间，才走到这里来了。有谁能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她对上海——她终身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怀念呢？

1964年中法建交，黄镇任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作为校友他几次去看望潘玉良，向她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潘玉良顿生回国看望亲人，从事写生创作之念。她写信给她的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惜宿愿未了，“文化大革命”烽烟已起。等到运动结束，她已是百病缠身，医生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托咐照顾了她后半生的王守义一定要完成她的遗愿——日后回到祖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和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项链系有潘玉良和潘赞化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赞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黄浦江边送给潘玉良做临别纪念。王守义两手紧握项链和书有“蔡锷”字样的怀表，眼含热泪，哽咽着点点头。潘玉良慢慢地闭上了眼……

（本文节选自《十个女人的上海滩》一书，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