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毫落纸如云烟 大雅宝艺术家与中国画的命运转折

核心提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术界的一场危机和变革也随之到来，从大雅宝里面走出来的诸多美术家们都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变革鞠躬尽瘁的努力着。一叶知秋，大雅宝胡同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值得去牵连，去关注的一个历史现场，它也承载着众多为艺术执着追寻过的人们所留下的温暖与美好。

田桐：欢迎收看《我们一起走过》，我是田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术界的一场危机和变革也随之到来，1950年4月1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成立典礼上，徐悲鸿用南方的国语做了这样的发言，“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李可染、张仃等大雅宝的艺术家们，也坐在这个大礼堂里，揣摩着台上徐悲鸿口中的这些“新中国”特有的词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西画教学、全盘苏化，版画脱离了解放区木刻的模式，而中国画干脆成为了批判和改造的对象。每一个艺术的门类，每一个大雅宝的艺术家，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李氏父子衣钵相传 山水画命运跌宕起伏

解说：这是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当我们走进他的画室的时候，他正在画一幅巨幅的长城图，旁边的唱片机正在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李小可画山水是继承父亲山水画大家李可染的衣钵，而中国画在他们父子之间传承，差一点就在六十多年前被一场有关中国画命运的危机所打断。那一场危机和此时回响在李小可画室里的这一曲《命运》一样跌宕起伏。而那时候，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前景远不如此时李小可笔下的山河这般欣欣向荣。

五十年代初，李可染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他是齐白石的弟子，山水画的大师，但当时他所教授的课程，却并不是中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政治服务，不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当时中国画被视为是满足封建地主阶级审美的产物，是一种腐朽落后的趣味，要坚决摒弃。

孙美兰（李可染学生）：那时候也更没有中国画系，李可染给我们上课，我印象最深的，他的第一堂课，就是教勾勒课，用他的徐州话说就是“勾勒”，有一次正在学着呢，老师进来了，大家全班哈哈大笑，就说明当时山水画大师那个崇高形象，完全在我们脑子里还没有。

解说：画山水，还会被视为大师吗？也许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这个疑问就会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否定答案，那时花鸟画大师李苦禅也住在大雅宝，他和李可染同是齐白石的弟子，并称“齐门二李”，这时二人竟结伴从大雅宝的家里出发，一起去画素描、学勾勒，为将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做准备。大雅宝的另外两个国画家，叶浅予和吴冠中也是相似的遭遇。建院初期，中央美院曾打算干脆取消中国画这个专科，跟不上形势的李苦禅，还一度失去了教职。

李燕（李苦禅之子）：生活境遇达到了半失业状态，受到别人的歧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头，50出头的老头还是画家，在工会里负责买电影票，福利电影票，发给每位会员，有不能去的要由李苦禅教授、王青芳教授，那也是徐悲鸿的忠实弟子，还有徐悲鸿的救命恩人黄警顽，三个人在大华电影院门口或者红星电影院门口在退票。

苦禅给毛主席写信求救解困 秘书转达艺术工作还需进行

解说：当时在学校里、社会上，很多人撕了宣纸、画谱，用它们来擦油画笔，在地摊上，人们可以论斤买到很多珍贵的古代碑帖，被齐白石称赞为“英也过我，英也无敌，若老死不事大名，是无鬼神矣”的李苦禅失去了教授的职务，生活竟一度陷入窘迫。苦闷之中，李苦禅做了一个不得已的决定，他早年在北大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会读书时，和毛泽东有过数月的同窗之缘，给毛泽东写信，或许能救自己于困境。

李燕：后来喝了点闷酒，胆子大了，拿起毛笔来，用那个障子纸，就是日本出的一种卷纸叫障子纸，也叫美浓纸，一卷，他知道毛主席喜欢草书，怀素草书，那换一个人那还不认得，一丈多长，吐尽苦水，我父亲说，“现在我的事情蒋介石不管了，我要找你”，然后我父亲的信你知道怎么寄的，没托任何人，就是人民邮政的那个大信筒，铁柱子绿颜色的，那个缝也就这么宽，我父亲信很长，压得扁扁的，使劲塞进去。

解说：想不到没隔几天，毛泽东的回信就寄到了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的手里，更想不到的是，再过几天大雅宝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看望了李苦禅，转达了主席的口信。

李燕：毛主席说，现在就要尽快地结束战争，尽快地恢复和平建设，恢复民生，所以对于文化艺术工作，一时有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毛主席让我对你转达，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

解说：经过昔日同窗的过问，李苦禅才勉强保住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饭碗，但中国画仍然面临着一场关乎存亡的大讨论。

张郎郎（张仃之子）：李可染跟我爸一块散步，就是每天早上上班，从大雅宝胡同一直走到中央美院，为什么在路上就商量，就是中国画向何处去。

中国画走出屋子与山水对话 雅宝三人前去江南水墨写生

解说：李可染认为，改造中国画必须走出屋子，与山水对话，是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这两位大雅宝的老邻居，及刚从海外回国不久的罗铭做出了一个极具胆量和魄力的决定，结伴到江南作水墨写生。然而当时拦住他们去直面山水的不是胆量，不是勇气，最直接的原因却是路费，据说他们甚至拿夫人的首饰去当了换成写生的花销，《新观察》杂志社的主编赞助了他们一百块钱的路费。

邹佩珠（李可染夫人）：哎呀，一百块钱三个人，是在外边几个月，李可染就到黄山，那个时候是荒山僻岭，他去的时候，正好玉屏楼失火烧掉了，只剩了一个厨房，那个厨房还没有那个窗户，只有一个小门，里边有个和尚住在那里，李可染一去，还没地方住，只好把那个门板卸下来，给李可染当床睡。这一下子可有趣味了，那个云就从窗户进来，门那边出去，到下雨天的时候，李可染还要打着伞在床上睡觉。

李小可（李可染之子）：当时黄山那个天都峰，我父亲讲一连几天都在那儿下雨，就下雨，看不见那个天都峰，看不到天都峰呢，就坐着等，一直等，后来有一天偶尔刮了一阵风，一下把那个天都峰刮开，他很快地，可能几分钟吧，勾了一张写生。

解说：其实这样的野外写生，对于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来，是极具实验性质的，用宣纸、毛笔、墨于现场写生，完成一幅完整的作品，而不只是一幅素材稿或半成品，也正是这种实验状态下的大胆冒险，让中国画重逢生机。

李小可：当时一个代表作品叫《家家都在画屏中》，是当时当场写生，就现在看了这张写生作品，就是我也感觉到可能是，富春江当时意境的一个绝唱，就是它当时的民居，当时那种宁静和当时乡村的那种桥和船和山上那种树木、那种密林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既使你如果有一张当时的照片，都不会有当时写生的那么精彩。

邹佩珠：等到他们画回来到南京的时候，他们就像叫花子一样，裤子都破了，磨破了，因为这里坐，那里坐，屁股也破了，李可染的鞋就是一个洞，没有钱来修补鞋子，用个厚纸版塞在里边垫着。

解说：李可染和张仃回到了大雅宝，院子里的邻居们纷纷围拢过来，成了写生作品的第一批观众，版画家黄永玉为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可喜的收获李可染江南水墨写生画观感》，吴冠中则称，李可染是中国传统画家，将画室搬到大自然中的最早、最大胆的尝试者。前院的油画家董希文看得很认真，沉吟良久才在李可染的追问下说了一句话，还是没有油画有表现力，这轻轻的一句话对李可染冲击颇大，之后，他同夫人邹佩珠多次说起此事，他说，如果中国画表现力不如油画，那我们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的地位就没有了。

1954年北海公园的悦心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个人的江南水墨写生画展，这是一个备受期待，也备受关注的画展。美术界与社会的评价，不仅将决定他们三人水墨写生的成败，更将决定中国山水画改革的前途，甚至是中国画的命运。

张郎郎：按照现在，中国现代当代美术史，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下中国国画就有了，有一个新的一个出路，实际上没想到用中国的颜料，用宣纸，照样可以直接写生。

李小可：这个发展实际上对后来的中国画，对当时的中国画坛像一股春风，就是，看到这水墨的中国画还能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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