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遭军阀残杀绞首三次才死 家人无力下葬胡适垂泪相助

解说：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又外出，不得已胡适便接办了《每周评论》，一个月后胡适的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立刻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此时的李大钊正在家乡过暑假，待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对胡适的观点予以反驳，在文章中李大钊公开写道。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历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解说：这篇文章是胡适于8月24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的，原本要发表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因为被北洋政府封杀，这场胡李二人争论才就此罢休，但也因为这场论战胡适的举动也被认为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在其他刊物上这场论战余温未了，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自己关于问题与主义的看法，胡李二人的论战说到底是二人对救国和道路的不同选择，虽说二人一度在文章上剑拔弩张，但私下二人的关系并不如此，李大钊与胡适在北京大学共事近十年，他们在振兴中华民族事业推进社会改革等方面是积极的参与者，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李大钊牺牲后家境极其凄惨，甚至没钱下葬，装敛李大钊遗体的棺木在妙光阁浙寺内停放，六年后的1933年，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故乡抵达北京，求助胡适、蒋梦麟等人代他们办理安葬李大钊的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亡友奔走，还发动了李大钊生前好友捐款。1933年4月22日，北京市民革命团体为李大钊举行公葬，胡适作为李大钊曾经的论敌始终还是参与了对共党头子李大钊的实地纪念。

蒋楠：胡适与李大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生乡村年龄相差不大，家境都还不错，都是留学回国，都有早年丧父的不幸经历，都是包办婚姻，而且出身农家的妻子都比自己的年龄大，并且李大钊和胡适起初在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也有着许多观念上的相同，可是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一个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早期领袖，一个成了自由主义的宣传者和学术界舆论界瞩目的人物，他们终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然而，在与胡适论战后的第三年，李大钊结识了与他立场观点不尽相同的人，并与其成为了革命伙伴。

解说：1922年已入秋，李大钊专程来到上海，在香山路七号敲响了孙中山的家门，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意见，此时孙中山正在为了和陈炯明的决裂而苦闷，李大钊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对在困难中的他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帮助，也让他看到了希望，两人虽然年龄上相差甚多，却一见如故，经常是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学识渊博，大智大勇，思想深邃，脚踏实地，是个正真正值得钦敬信赖的革命同志，后来李大钊多次受邀就改组国民党等事宜与孙中山讨论。1923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二十五天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亲自由广州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嘱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并通知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924年1月20日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此并不满意，更是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面对会议上的反对声，李大钊坦诚地说。

李大钊笔录：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坚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何香凝笔录：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及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

解说：大会上经过激烈的辩论，在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下，大会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整个大会进行中，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倚重，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他们肩并肩的阔步走出会场的那一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李大钊和孙中山努力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姜楠：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李大钊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据宋庆龄后来回忆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时常常会说，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而历史并没有向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一年后1925年的3月12号，孙中山不幸辞世，李大钊亲自领导了有几十万群众参加的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在孙中山出殡那天李大钊参加了抬棺仪式并写下了上下联各长达一百零七字的挽联，以示悼念，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7年4月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这仿佛也是某种预示，伴随这两位伟人的离世，中国革命偏离了原有的轨迹，在李大钊离世数月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失败告终。李大钊一生勤勉，共写就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一百四十篇，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这对当时不清楚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李大钊虽笔耕不辍，但却未会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在李大钊最艰难的岁月里有位女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那他就是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无数婚姻都在分别、等待、诱惑中分崩离析散，李大钊夫妇去患难相扶，甘苦与共。

李保华笔录：我姥姥家也在大黑蛇，母亲赵纫兰炕上炕下的活计都拿得起，人也很温顺，识些字，能看书，如《红楼梦》，因赵李两家是世交，在村里也门当户对，太祖父依照当时早婚的习俗，在父亲十岁时，让他与十六岁的母亲结了婚。

解说：李大钊与赵纫兰为同村人，他比赵纫兰晚出生五年零九个多月，两人的祖父是世交，赵李两家一起经商多年，后来李如珍闯关东开杂货铺独立经营商铺，有了积蓄力了堂号，但是与赵家父子往来从未断过，在赵纫兰五六岁时李家发生了大的变故，李大钊的父母先后离开人世，留下了不到一周岁半的孤儿，赵文隆对孤苦的李大钊有着无限同情和怜爱，对他的成长也多了一份心思，想促成小憨头李大钊和小翠赵纫兰的终身大事。1899年李大钊与赵纫兰结为夫妻，李大钊没了后顾之忧，安心读书，在度过了平静的六年生活后祖父李如珍的离世还是给李大钊夫妇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按照李如珍的遗愿，在他死后不要搞大发送，以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但李大钊的姑姑奔丧时乘机大闹，恨不得把家产花干净，丧事办完家里只剩下赵纫兰和李大钊还有几乎空了一半的家业。1907年夏天，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到天津上学后，赵纫兰千方百计筹措学杂费用，吃尽了千辛万苦，对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有所追述。

李大钊笔录：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来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使得勉强毕业。

解说：在1913年夏天结束津门读书生活之后，他没有谋差求职挣钱养家，而是到北京谋求出国留学的途径，赵纫兰听到丈夫这样的打算惊讶之余还是选择了支持。

赵纫兰笔录：别的别说了，你想去就去吧，说话间这三个孩子就要长大，我们娘四个在家里等你把书念完，只要那时你不忘这个贫寒之家就中了。

李大钊笔录：我这一去，可又得苦你了。

赵纫兰笔录：孰字爹，还是别说了，再苦苦到哪儿去，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还在这几年，你放心去你的吧，别惦记我们娘几个，家里还没穷到那份儿上，我们也能挺过来，出国留洋不容易，大伙儿都会伸手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