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疾病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放大器

解说：近些年以来，癌症村这一词频繁出现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这是一种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群体疾病现象。大多由于上游企业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污染了水源及土壤，导致村民内部机制严重受损，从而造成某一村庄大规模的癌症病发。2013年，中国环保部首度官方承认癌症村的存在。而事实上早在2009年4月，《凤凰周刊》就曾以《中国百处致癌危地》作为封面故事，讲述了我国百处致癌危地。

黄严忠：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公共卫生的这些挑战，对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具体反映在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国家的安全，甚至中国梦的实现都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我们先看看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南部的腾飞、二十世纪早期日本的快速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开始的南欧和东亚的强劲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以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改善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作为后盾的。那反过来说，健康危机又对经济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像2003年的非典流行所揭示的那样一次重大的疾病爆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创。

解说：环境污染问题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危害。

黄严忠：南方有一个省份，一个乡镇因为污染十九年据说没有选出一个体检合格的士兵。

解说：中国政府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黄严忠：非传染病的防治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比如把定期体检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

解说：《世纪大讲堂》下节回来继续讲述。上节我们讲述了触目惊心的中国癌症村。

黄严忠：多达70%的农田被有毒化学品污染。

解说：这种污染不仅危及中国居民人身安全，还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危害？

黄严忠：农村的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到征兵了。

解说：中国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世纪大讲堂》正在讲述。

疾病会影响中国梦的实现

黄严忠：我也想简略讲一下这个中国公共卫生挑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我们看到就是卫生问题，像疾病爆发、食品安全，环境健康它是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典期间，差不多有110个国家与中国暂时断绝的贸易往来，而这种健康问题对军队的战斗力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原来的武警部队的司令员他到去下面做一个调查，发现农村的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到征兵了。南方有一个省份，一个乡镇因为污染十九年据说没有选出一个体检合格的士兵。所以，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疾病对影响中国梦，也会影响了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出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但是不难想象，如果中国人民没有清新的空气来呼吸，没有安全的水来饮用，也没有受未污染的土壤生活、耕作，那么要实现中国梦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下面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应对中国的现有的这些公共卫生的这些挑战？我觉得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才能，来减轻这些巨大的疾病负担。比方说控制抗生素的滥用，废止一胎化政策，引进大病医疗保险，颁布了治理水、空气和土壤污染的行动纲要，力争要在2020年环境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我认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特别是在应对新发和烈性的传染病方面，我们需要改革健全应急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一体化的防御体系，争取在疾病流行早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预防包括精神疾病在内的非传染性慢病方面，我觉得政府也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可以把比方说非传染病的防治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政府可以在特别是在健康教育上面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多的创新。比如说把定期体检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我觉得这对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可能你会看到就是这个病情发病率会提高，但是说这死亡率根据美国的经验就会降下来。而高层我认为应该以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来推动更加给力的经验措施，来避免这个健康推进政策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来绑架。国家领导人比方说可以公开在电视上亮相，提倡戒烟，通过大力宣传，让健康的生活习惯深入人心。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960年的中期的时候，美国成年人口中，吸烟人占40%，所以政府之后就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比方说对香烟扣以重税，规定限制烟民们可以吞云吐雾的公共场所，所以四十多年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吸烟人数是持续下降，2013年只有不到18%的美国成年人抽烟。所以，吸烟的人群减少，我觉得对健康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州比方说肺癌的患病率曾经是高居全美国手，但是1980年开始，它就开始下降了，现在下降幅度是高达30%。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中国这个降低慢病，它的患病率、死亡率也有一个很好的昭示。

另外，我们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综合治理，在这种协调可能说很多问题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问题，比如说环境健康，应该加强环境部门与环保部门之间的协调，食品卫生问题应该加强卫生与农业部门的协调。在仿制药进口政策调整问题上，要加强上午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的协调，我特别提到这个仿制药进口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因为中国现在癌症的人口越来越多，而现在对这种有效的这个抗癌药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印度仿制的抗癌药易瑞沙流行于国内患者群的价格，还不到进口药的十分之一，而且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性方面与正版药几乎是相同。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国内却被公开地视为假药，不允许进口，只能通过代购，而且代购要承担风险，因为你如果代购被发现，会要坐牢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这个问题，你见过救命的假药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媒体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他们在决策和政策执行当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健康问题现在是已经提上了高层的议事日程了，关键的是我们要看政策的落实。但这最终，我认为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推进治理的改革，包括改革官员的激励体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希望我们再过二十年，会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山清水秀、健康富足的中国。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梦想，让我们为了这样一个梦想的实现都付出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谢谢！

田桐：来，我们听一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哪些问题想向黄教授进行提问。来，可以积极地举手，好，中间这位。

观众：黄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在环保部门工作的一个朋友总是抱怨，他说他们这个环保部门权力太低了，不能有效地对这个环境污染的这种情况进行管控。然后，我想听听，看看咱们国内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另外看看国外有什么可以给国内借鉴一些的？谢谢。

黄严忠：谢谢。环保部门就是跟卫生部门一样，在各部委中算是弱势的部委。首先你如果看跟地方环保部门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又不存在这样一个垂直领导的关系。就是地方上的这个环保部门它是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因为在政府本身的这个政策偏好跟环保部门之间他们不一定契合。所以，很多时候环保部门在执法当中就遇到了很多的掣肘，这个确实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跟美国比一下的话，就是美国有环保署，它的这个署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且就是说它下面有十个就是地方的这个相当于分局吧，是直接领导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权力上，他们就是应该是跟中国的这种架构是有比较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权力是一个方面，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唯一的方面。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也是立了很多法，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有时候有法可依，但不一定就有章可循。很多时候它的就是说法律太粗，就是制定的法律，有些东西就是说它不具备实际的操作性。

但是如果看美国的法律，它是看上去非常的复杂，甚至对一个很小的比方说什么叫小量排放这样一个东西，它可能花两页纸的这个时间来描述这个东西，在中国可能只要花一两句话就带过了。但是，这样就因为对这种术语，有关的东西它比较细分，规定得比较严格，很多操作性反而就强一些。而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就是说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协作也是蛮重要的。实际上美国比方说环保部门、卫生部门的协作，实际上我就注意到在美国它在这个有这样一个比方说调查有毒物质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在名义上是归疾控中心领导，疾控中心领导的这个儿也是他们的头，但是他们在地方上的机构又放到了环保署里面去。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蛮多的，包括最近在密歇根的这个Flint水污染事件当中，出报告是两家，就卫生部门跟那个环保部门同时出报告，所以他们这种协作、协调还是做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田桐：感谢黄教授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正如习主席所说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在中国大国崛起的道路上，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病可以医，吃上健康的安全食品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也希望全民小康时代能够早一天到来，再一次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收看下一期的《世纪大讲堂》，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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