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晚年有三个遗憾

解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因为出台了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道路。那时，杜润生已经70多岁了，离开岗位20多年后，他如何成就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又如何成为众多有志青年的精神导师。《世纪大讲堂》正在解读杜润生和他的时代。

柳红：当他重新再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已经近70岁，1979年，这时候建立国家农委，农业委员会，他担任副主任，重新开始工作。这个就是进入了他的一个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就是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那么杜润生这个时候和前三次土改农业合作化，还有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个时期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他这时候成为了一个主导者，他在里面运筹帷幄，他上下连通起了非常微妙、非常关键、非常独特的作用。当然，应该说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所谓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村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它的发明者实际上是中国的农民，大家知道1978年的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他们有18户农民，他们摁手印，摁血手印，他们要把这个集体的这个田要分，他们自己就私分了。他们摁手印就互相承诺，说如果我们谁坐了牢，我们其余的人要把他的家人照顾好，把他的孩子养大，所以，那个时候是冒了巨大的风险。你看，把集体的地就这样就私分了，这就是最初的包产到户。

那么之后，实际上这个包产到户在民间，在全国各地农民都有这样私下里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在中央的高层还一直固守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公有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态度，而在国家农委这样的一个主管中国农业改革、农业部门的这样一个国家机关里面，只有杜润生一个人他是支持这个包产到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润生怎么能够说服他的同僚，说服高层的决策者来支持农民的行动，来让农民这样的一个自发的一个出于他们本能的这样的一个包产到户，这个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变迁、一个转型成为合法的合理的，能够立在这个中国，立在这个土地上。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那么他依据了几个力量，一部分就是老干部，一部分呢就是知识分子；再有一部分就是年轻人。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插过队的，从农村插队回来，然后1977级、1978级他们考大学回到北京，他们在大概1980年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已经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道路，他们想从哪个地方入手呢，觉得只有从农村改革入手，才能够动中国整体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盘子。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在1980年组织了一个小组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他们在他们和高层之间实际上常常还有一层，就是当年的中年人，比如说这个王耕今先生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是一位支持者。另外就是杨勋教授，她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她是教农业经济的，这两位对这些年轻人有很大的支持，因为这些年轻人在那当时计划经济还非常牢固，尤其是人那个编制等等，这些学生们他们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他们需要有一种保护。那么，这两位在体制内的这样资深的教授学者，他们就成了他们的保护，所以他们是最初的这个发展组的组长。那么，当发展组他们合法化了之后，他们慢慢地退去，让给了年轻人，后来这个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是另外三位年轻人，他们三位是后来的组长。那么，这个年轻人的团队就是被杜润生，就是杜润生的运用得最恰当、最充分，对后来80年代的农村改革起了最大作用的，大家知道的五个一号文件，这个年轻团队他们都参加了。

时间到了1980年，实际上在基层包产到户已经是风起云涌，有很多好的经验，粮食增产啊什么的，但是可是很多地方领导他们还是压制，还是要让农民把这个田退回去，他们宁可要减产，宁可要少收，他们也不能够容忍这个增产和多收，他们觉得这个是个危险的道路，是个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高层的争论也非常厉害，那么在1980年，曾经做过一次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村情况的一个调查，那么写的一份报告，大概叫《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份报告引起了高层的注意。那么也有一些是老大学生，所谓老大学生就是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毕业了的，他们就组织了调查组，去了这个最早开始包产到户实验的那个安徽涂县，到那儿去做了些调查。做得非常的细致，然后他们回来，形成了一份总的报告，另外有一系列的份报告。那么这些报告当提交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时，那是非常的觉得真是太有说服力的，非常的细致。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中国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那么农村改革的第一批、第一个文件就是1982年的，它是为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确立了它的地位。所以，这个杜润生对年轻人的这种使用，这种充分，比如说周其仁曾经说过，他有一次，他和王小强他们去印这个中央文件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们连党员还不是。按理说是中央文件哪，但是他们连党员都不是，这要在过去的话，那一定，这个是一定要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个时候，那么以农民的利益，以国家的进步为唯一目标的杜润生其实在这些什么党员或者非党员这些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了。那么，这些年轻人和杜润生在一起，他们当然是不止是这五个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主要的产生的地点就是大家现在常常听到的所谓的九号院，因为这个就是杜润生的工作单位，国务院农研中心它的办公所在地，那么也是年轻人常常在这里的聚集地。人们都说他们讨论问题的拍桌子的，那个争吵的什么情况都有，别人都以为他们吵架了，但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杜润生他一直说，这五个一号文件不是他个人的功劳，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结果。

解说：在九号院，杜润生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将34岁的农民报记者翁永曦破格选任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副主任，将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岐山破格任命联络室副主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农信总经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林毅夫被破例聘为研究员，而被弃用的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也被杜润生调进任命为外事局局长。除此之外，还有300多青年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了9号院组织的多批次的农村调研活动。他们无疑给一号文件的形成带来需要新思维、新视点和新结论，这批知识精英后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甚至整个国家政策决策的重要人物，并且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杜老门生。

柳红：那么在这个1986年之后，杜润生又做了什么，他和他的同僚们或者是领导们在怎么样改革和发展的争论问题上，他也不把它政治化，他也不把它意识形态化，他只是觉得人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或者认识一个问题的时间有迟有早。所以，他是非常温和，真的是一个海纳百川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80年代，你看他一步一步走的是如此地稳，当然不是说一帆风顺，有很多很多的干扰。那么这些年轻人，就是被他始终用来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比如他说，我就是要用这些小家伙们来投石问路，来对付这些老家伙们。有一次，有一位年轻人也是发展组的，叫张木生，他和另外一位叫高小蒙，他们和杜老一起到中南海去开会。关于这个粮食问题，那么这个高小蒙就说了，就对这个中央领导就说，说我们经过这个测算，中央只要手里头保有1280亿斤粮食，然后其余的就可以放开市场了。结果中央领导说，你们青年太保守了，说1000亿斤就够了，然后结果这个年轻人一下就急了，蹦起来说，你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不是拍脑袋，我们是算出来的，我们是调查研究出来的，你拍脑袋就说出个数来。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这位领导他也没急，他就说好，你们慢慢地说，我来仔仔细细的听。当从这个中南海开会出来，这个张木生就心里非常忐忑，他就很怕杜老批评他，就觉得你们年轻人在这个领导面前是这么样的张狂，没有礼貌。结果没想到杜老嘿嘿一笑，说我就是要让你们小家伙去这样的，为老家伙投石问路。所以，你看他始终有一个缓冲，他不直接在前面发生这种冲突，因为一旦要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了。那么，他把年轻人放在前头，如果最后说错了，板子打下来，可能是打在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也就扛一扛就行了，他反正为年轻人撑腰呢。所以，这个对与错，这个上下左右，他都非常柔和地，非常圆融合地在这把握着。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他们把这个，在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他们也开始了一个转型，那个发展组后来就演变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86年成立的，它的所长是王岐山，陈锡文是副所长。后来，一直是中国农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组长、长官。林毅夫也是一位副所长，大家知道他是北大的。

解说：除了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润生还带领着年轻人为农村发展做了哪些工作，而短暂十年的辉煌过后，杜润生遭遇了怎样的政治动荡。在他的晚年，又留下了什么遗憾，《世纪大讲堂》下节回来继续解读杜润生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