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晚年有三个遗憾

核心提要：她是柳红，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著有《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以及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本期节目，她将带我们探索中国传奇人物、“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过的道路以及杜门子弟对中国的影响。

凤凰卫视2016年10月8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主持人）：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来追思一位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传奇性的人物杜润生。杜润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与到中国农村改革，被称为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在他身旁曾经聚集着一批有志之士，被统称为杜老的门生，这些人后来他们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等不同岗位，成为中国进步的中流砥柱。究竟杜老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中国农业改革开启了什么样的时代，又还留有哪些的遗憾，我们来请今天的嘉宾来为大家细细地讲述。首先来认识她。

解说：她是柳红，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著有《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以及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今天，她将带我们探索中国传奇人物、“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过的道路以及杜门子弟对中国的影响。

田桐：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演讲嘉宾柳红。您好，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

柳红：您好。

田桐：首先我们就想和您了解的是，您为什么要来研究杜老，他有哪一些的特点吸引到您？

柳红：因为我是做1980年代研究的，那么研究1980年代，自然就绕不开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就绕不开杜润生。在大约8年前我曾经开始写《那些人与事》这样的一个专栏，就是系列地写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他们参与经济改革的在里面的作为。杜润生就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

田桐：您第一次见到杜老是什么时候？

柳红：我是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其实见到他已经是90年代末，大概是。有一次经济学家的团拜会，那次团拜，那个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离休了，已经80多岁了。那么，春节的团拜，在那个场合呢，就是大家有的表演节目，有的唱歌啊什么的，然后我呢也就临时上去了一下，我就讲了一个所谓的笑话。那我讲了以后，那大家哈哈一笑，我就从台上下来，下来的时候，我就路过这个杜老在的这个桌子上，杜老就专门回过头来，就跟我拍一拍，还是握握手，我忘了，就跟我打了一个招呼，特别的和蔼，特别的亲切。实际上我可以跟他有很多的交往，甚至于可以去拜访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因为年轻，历史感不够，所以我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田桐：所以这些错过的机会。

柳红：当然他在病中，后来我到医院去，也去看过他。

田桐：就像您所接触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们以自己为杜老的门生为荣耀，我们比如说像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他就说我不信比还有当杜老的徒子徒孙更让人高傲的事情了。

柳红：对，对，周其仁，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他说这句话。其实，这个话是大概现场是在某一年杜老过生日，那么周其仁呢有一个祝寿词，就是在这个会上他的一个小小的发言。可能别人，就是对杜老身边的这些弟子们曾经有过那样的语言，就是说他们不过就是杜老的徒子徒孙，但是那个周其仁当时就说，他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荣耀啊。实际上杜老真的是非常特殊，他如果从权力，从官位上来说，他并没有多高的官位，如果说从所谓的经济学家或者是教授，他也不是，他也不是学院派的，他也不是在大学任教，他就是一个农村改革政策研究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者，一个领头人。但是，却有那么多名牌大学的教授，他们甘愿做杜老的学生，以杜老，以导师，以非常尊敬的这样去称呼他。而且，他们把以此荣耀，这不是一个周其仁这样，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都是这样。

田桐：好的，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演讲嘉宾，掌声欢迎。

柳红：谢谢，谢谢！我看到今天里的那个听众都很年轻，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杜润生和他的时代。他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如果我们在今天2016年，站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必须回到他的时代，我们要进入他的那个时代的空间，我们才能够认识他，然后接下来当认识了他，才是一个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去怎么理解杜润生的问题。在中国如果说从1949年，我们看一个人口统计，当时大概是五亿多人口，那么那个时候的城市化率是10%，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我们又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急速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资源从哪里来，又是从农民那来，所以这个就大量地侵蚀农民、农村的利益，这样来补贴城市化、工业化，工业资本的积累，这样的一个过程。杜润生1947年他和刘邓大军就开始南下，在他34岁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一个地方大员，当时就是中南局的秘书长，主持土改的工作。那么这次的土改，我们从他之后的回忆来看，就他对这次，他对土改本身他还是是始终还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当然他对里面的所谓的对待富农的政策，然后对待财产权利的没有法治的这样的一个侵害，他都是有他的看法，在他的晚年。

为什么要土改，共产党为什么要土改，从1949年到1952年完成了土改，是因为是农民支持共产党夺得了中国的政权，共产党曾经对农民有过一个承诺，当革命胜利了，我们要给你们土地，来满足农民的这个土地的情结。然而，在1952年，土改已经完成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又发生了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农业合作化。那么在1952年的11月，中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叫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农村工作部它的职能就是协助中央来指导中国农民的农村的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这个运动。这个部长是叫邓子恢，他是1896年到1972年，他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那么副部长是谁，是陈伯达，大家听说过，文革时期的那个陈伯达。那么，杜润生就是秘书长，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么这个时候，在1953年年初，杜润生和邓子恢他们就从中南就进到了北京，就等于进到了中枢的系统。

解说：早在1953年，杜润生在安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提出要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借贷、雇工和租佃关系的四大自由。并且在邓子恢的领导下，提出从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出发，稳步推进的农村改革意见。然而，这些关于农村改革的早期思想在农村合作社大发展的激进岁月里显得有一些不合时宜。

柳红：那么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是什么呢，是毛泽东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他想社会主义提速，他想加速这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个进程。所以，早先说的那个步伐，大约用15年的时间完成这个农业合作化，等于五年建三分之一，另外五年三分之一，再五年三分之一，结果他就想提前，想加速。但是邓子恢和杜润生他们就觉得这样太快了，我们刚刚给农民分了土地，又把他们的土地又要收回来，所谓合作化就是分给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土地呀，他们的劳动工具，他们的牲畜，然后他们要再要集合在一起，建立这样的互助组。他们觉得这样太快了，伤害农民的利益，所以他们觉得需要稳步前进，需要慢一点。而且通过他们的调查研究，他们也知道很多农民他们都抵抗这个合作化，他们在入社之前，他们可能把自己家的牛给杀了，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这个劳动工具让它入社，诸如此类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这种抵抗。

那么毛泽东就在这个过程中，和邓子恢他们有过很多次讨论，这种分歧呢就没有办法弥合。那么到了1955年7月31号，这是一个关于对这个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一个讲话，他这个讲话就说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样的一个高潮已经来临了。但是呢，他说有的人，他就是指这个中央农村工作部，说他们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摇摇晃晃的，东摇西摆，他们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就是阻碍了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这个进程吧，就对他批评的很重，就是小脚女人这个称号，这个帽子从此就戴在了中国农村工作部的头上，戴在了邓子恢的头上，实际上也就是杜润生的头上。那么这个之后，杜润生在1955年就被解职，就离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实际上他才三年的光景。1958年就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之上，又大踏步地前进，又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开始搞集体经济。

解说：杜润生被解职之后，他所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批为10年来没有做好一件事而被解散。而在文革期间，杜润生更被视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长期关押，那么接下来杜润生如何重新回到农村工作上来呢，又为何他的身边能汇集那么多青年精英，《世纪大讲堂》下节回来继续解读杜润生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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