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泳：“30年少生4亿人”是伪科学 婴儿潮不会到来

蔡泳：简单的政策调整不可能改变低生育率

解说：全面开放二孩儿政策开始实施，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少生优生的观念得到了更多认可，“全面二孩”到底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蔡泳教授继续为大家深入剖析。

蔡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往前看，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看到将来的事情呢？当然我们第一，我们刚刚看了历史，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生育率下降，是它有背后的，自己的人口学的逻辑，有它的这个社会经济逻辑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这个，通过跟世界各国的比较，来看这个中国生育率的发展的趋势，我已经提过，就是说全球现在有一半的人口是处于这个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第二个呢，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处于低生育率陷阱当中，什么叫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用个很通俗的说法，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政策刺激，大家就是不生孩子。就像日本这种情况，这个日本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在1.5以下差不多，已经差不多40年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生孩子还是那么少，东亚其实是世界低生育率陷阱，陷得最深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香港的生育率是1.2，台湾的生育率是1.2，新加坡的生育率是1.2，马来西亚华人的生育率是1.4，马来西亚整个国家差不多是2.0，美国华人也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没有限制，美国华人的生育率是1.5，美国整个这个全国生育率差不多在2.5，所以在这种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在不同的这个政策环境之下，华人的生育率那么低，是有它很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政策的改变，不可能改变我们基本面，就我们对这个生育的基本认识。

我们独生子女政策出台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了让我们的GDP翻两番，我们的这个“全面二孩”我们也在讲，我们要通过这个多生孩子来刺激消费，是有它相当的功利性在里头的，我们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和“全面二孩”出台时候，我们都在讲一个宏观的事情，在讲国家层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发展，我们经济要翻两番，我们现在经济陷入新常态，我们需要新的动力，我们忽略了家庭层次的影响，所以它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的。

第三个就是说，它是很单一的，我们在讲独生子女政策，我刚刚已经讲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同时，这个《婚姻法》反倒放得更宽了。现在讲“全面二孩”我们这个关注点还是只是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我们没有这个关注到这个生孩子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我觉得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回归到家庭当中，回归到选择当中，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全面二孩”出台，有一点是非常这个甚至是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在独生子女政策情况下，我们生孩子是需要事先申报，事先报批的，这个“全面二孩”，现在是只需要事后报备，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就是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是政府来限制你，就是你必须按照它的旗帜走，它可以不批你，山东甚至出现了这个，这个全县无孩日，一百天都不生小孩，它是完全按照它的政府来统治的，那现在到事后这个报备，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家庭来进行选择。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改变政策来刺激生育率，来把我们的生育率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甚至回到更替水平以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东亚其他国家的一些措施，日本在1990年代就开始出台鼓励生育孩子政策，韩国这个从2006年开始出台类似的政策，台湾也差不多在2006年，新加坡甚至更早，在1980年代末就开始出台政策，有税收上的优惠，有这个教育上的优惠，这些政策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从东亚的情况来讲，你看新加坡它政策出台以后，第二年好像上去了，但是从那以后就一直往下走。日本在1990年代初开始出台鼓励政策以后，接着一直在往下走，直到这个差不多2005年以后，现在是在1.4、1.5之间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从东亚，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教训来看，就是说单靠刺激生育是，刺激政策，就单靠开放政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我们的这个生育状态的。我们可以同时也看看这个产假的重要性，最近它讨论得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提供更长的产假，来鼓励妇女生孩子，可是这个德国我们看，如果以德国作例子的话，德国的产假非常长，德国有两年的产假，而且男女都可以休，可是德国的生育率很低，而且这个德国是法律规定的，女生如果休产假的话，公司需要保留她的工作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期望，是女人来休产假，女人来养育孩子，生孩子对她的这个职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德国的生育率一直没有起色，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简简单单如果只是通过产假来鼓励生育孩子，是很难改变这个低生育率状况的。

那我们现在就再回头看，其实这个费孝通我们著名的社会学家，在1940年的时候就写到了，这个其实生孩子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从个人来讲，生孩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这个，如果从这个女生的角度来讲，肉体上要受痛苦，时间上、职业上要受到很大的损失，那为什么要生孩子？所以这个费孝通当时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个生育孩子其实是需要通过社会压力来生孩子的，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封建制社会里，就给你妇女压力，就是说你的这个妇女的地位是跟儿子的地位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必须要生儿子，所以它通过这个整个一套，社会体制来建立了一个高生育的情况，当我们从某种程度上，给了妇女选择的自由，但是同时我们又希望把这个生育孩子的所有压力放在她们身上的话，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套生育制度，来支持妇女实现她的生育目标。

要想中国从长远来讲，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均衡的人口状态的话，我们必须要重建一个有利于繁衍的生育制度，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说，我让大家生了两孩子，或者让大家生三个孩子，这并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我们必须对这个妇女进行保障，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育儿的设施和社会进行衔接，我们必须对男女平等有更好的强调，我们同时更要强调的是这个家庭的多样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生育的权利还给了这个家庭，那家庭就必然，它不同的家庭状况，不同的个人，他必然会根据他的状况进行选择，有的人会选择不生孩子，有的人会选择生一个孩子，有的人会选择生两个孩子，但是我们现在政策还是卡在只生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均衡的话，如果我们允许有人不生孩子，或者有人只生一个孩子，那也就必然就需要我们需要允许有很多人生三个孩子，甚至四个其他，甚至五个孩子，只有这样，在这样多元的社会环境之下，我们才能保持一个整个人口的均衡，我们在中国这样的这个政治环境之下，我们是对这个政策是有一种迷信的，我们总觉得政策会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是在社会政策这个层面上，就从生育政策来讲，政策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我们看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因为它没有跟社会发展相协调，没有配套的政策，它就没有成功。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全面二孩政策或者放开生育政策，仅仅是给了这个家庭这个权利，我们同样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低生育率的这个面貌，我们中国的未来，这个是必须要我们重建一套支持家庭繁衍的这个生育制度，我的演讲就到这。

田桐：感谢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有哪些关于放开二孩政策的自己的感受，来，有问题的可以踊跃地举手，好，您请！

观众1：老师您好！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对于生二胎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因为一个是生活成本，一个是教育成本，都有相应的很大的增加，再加上年轻人工作都很紧张，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政府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支持和鼓励的一些措施相应出台？谢谢您！

蔡泳：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一个政策来改变生育状况，我们需要改革的是观念，那从政策来讲，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支持那些想生的生二孩，让那些不想生的你不能把这个权利变成一个义务，你如果把权利变成一个义务的话，很多人就像这个，我们看到在德国的情况，在这个日本的情况都是这样，你给钱他也不生，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只是很功利地，希望通过改变政策来让大家生孩子，这个事情是不会成功的。

观众2：老师您好！您刚刚提到说政策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然后可能其实观念的改变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要重建一套支持家庭繁衍的这样一个生育制度，那这样子的重建的一个制度，它具体应该是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具体是谁来做呢？谢谢！

蔡泳：我觉得就是比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事情大概我想可能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我们中国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子女的教育上，教育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外部性的，就是说当你有几家小孩，开始上这个课外活动的时候，别人家的小孩就会上去，这个成本就会一下子上去，所以只有当大家开始接受小孩是可以散养的时候，这个成本才能下来，这个是你很难通过政策来调整说，我限制大家不许上课外课，这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是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观念的改变，才会让我们的生育环境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在这个状态、文化、氛围下面，我们还是会继续不断地投入在一个或者两个小孩身上，拼命想让每个人都去上清华、北大，每个人都去哈佛，但最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搞得大家都很累。

田桐：感谢蔡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也让我们看到在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走向，那么的确现在中国作为世界上超级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那么究竟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该朝哪个方向走呢？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的社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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