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泳：“30年少生4亿人”是伪科学 婴儿潮不会到来

蔡泳：“30年少生4亿人”是一个伪科学说法

解说：从今年开始，中国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正式终结，这一政策为何终结？在蔡泳教授看来，生育率低，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严重等等，都不足以解释原因，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和它当初出台有着相似的逻辑。

蔡泳：那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政策，这是在1980年出台的公开信里头承认的，就是说这是我们的非常措施，那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背后的逻辑它这个公开信其实是写得非常好的，它就是说它有个很明确的目标，它说这个我们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的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那为什么要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数又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数是通过宋健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的人，通过这个人口的著名的百年预测说我们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说在本世纪末，当时的20世纪末以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呢，我们必须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他们又进行测算呢，就是说这个为了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呢，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很清楚的。

2009年的时候，在建国60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个某电视台采访了当时的计生委主任李斌，这个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就提到了30年少生四亿人，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奇迹，那这个呢，不仅是一个人口奇迹，而且促进了我们知道从1980年到最近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所以呢，因为我们控制了人口，我们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同时呢，我们知道从20世纪，21世纪初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全球变暖，，大家都在讲怎么样控制碳排放，那中国在2009年，2008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说法，就说我其实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我们少生了四亿人。《经济学人》，英国的一个经济学杂志它把中国的计划生育排在第四位，第四重要的，我们对碳排放控制的影响，说明这个说法30年少生四亿人的说法，不仅被中国人接受，而且也被世界媒体所接受。

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30年少生四亿人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我现在可以很简单地告诉大家，30年少生四亿人纯粹是一个伪科学的说法，30年少生四亿人这个说法是根据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错误的人口学假设推出来的，那这里我放了一张图，就是中国的这个生育率的变化。这个是看，平均每一个妇女生几个孩子？差不多从1949年建国到1970年，基本上是维持在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其中有3年饥荒的时候呢，掉下去，后面有个反弹，但是总体来讲，是维持在生育6个孩子，那中国生育率开始大幅下降，是在1970年，1971年开始，因为中国当时推出了“晚、稀、少”政策，什么叫“晚、稀、少”呢？“晚”就是晚婚晚育，“稀”就是把孩子的间隔拉长一点，“少”就是少生一点，那当时的这个口号其实是很，有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那这个政策，从这个执行效果来讲是非常明显，从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8个孩子，到1978年的时候，降到了2.8个孩子，是非常成功的。在1980年的时候，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从这张图中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的生育率掉下去了一点，但是没有掉到2万以下，也没有掉到平均生一个孩子，然后你看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是保持在差不多2.5个，平均，当时这个推广独生子女政策真是风声鹤唳，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生育率就一直没有，就是没有降下来，直到1990年代初开始，生育率就降下来了，突然降到了2.0以下，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数字出了问题，因为当时这个从1990年开始，采取了这个一票否决制，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呢，这个当时这个90年代初有个很著名的小品，叫《超生游击队》，这个人就偷偷地生了，但是他没有登记，没有报到这个统计数字里头来，所以统计数字里面看不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呢，从这个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价格放开，教育放开，医疗放开，很多原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有制体制下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我是差不多是最后一代人免费上大学的。后面的当这个教育的这个成本变成生育成本的直接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生育率就下来了，而且生育率就一直维持在差不多1.5左右一直到现在。

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中国生育率大部分的下降，是在1970年代完成的，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以前完成的。然后中国生育率的第二次下降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当这个养育成本内化成家庭成本以后再发生的，所以说中国这个独生子女政策30年少生四亿人，纯粹是一个搅浑水的这个说法，那这个还有一个可以来佐证这个说30年少生四亿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很有力一个证据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知道独生子女政策只有中国有，但是生育率下降你看，我们把这个亚洲的几个大国，中国的几个邻居选择出来的话，我们这边有中国，有印度，有印度尼西亚，有伊朗，有泰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政治环境，大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都从差不多生6个孩子、7个孩子，从这个是1970年代初的时候，到现在印度还比较高，还在二点，这个将近3个孩子，其他国家，像泰国跟中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我们没有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是到相当低的水平了。

那我们看这个独生子女政策背后出台的原因是一个经济原因来决定的，大家都记得“独生子女”为什么出台？是因为我们要把人口控制在12亿？为什么要控制在12亿是因为为了实现经济翻两番，可是我们知道，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到了12.7亿，但是呢，中国的人均GDP比1980年翻了五倍，也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背后的基本的经济假设，它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它错误地假设说这个人口是个负担，我们必须控制在12亿，要不然我们实现不了翻两番，这个目标。但是我们经济增长了五倍，人口超出了它控制目标7千万，从经济来看，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是基于一种简单的人口决定论的谬误，但是我现在这个要预告一点就是说，这种简单的人口决定论谬误，其实我们正在重复，那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看到了经济上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正在为此付出长期的经济代价，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谈到这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谈到这个养老的问题，这个代价是在未来的两代人、三代人，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必须要继续付出的。

1980年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比1970年，1971年出台的“晚、稀、少”政策，为什么“晚、稀、少”政策成功了？而独生子女政策失败了呢？从这个人口学因素来讲，“晚、稀、少”政策出台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口它是有它自己自身规律的，这个中国为“晚、稀、少”政策出台其实前面已经打下了人口学的伏笔，就是说中国在建国的时候，1949年建国的时候，婴儿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婴儿死亡率差不多会到千分之两百，也就是说每五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孩子会在一岁以前夭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必须要多生孩子才能保证下一代的延续，到7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差不多这个千分之八十，甚至以下了，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多生孩子来维持家庭的延续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人口学基础，那这个“晚、稀、少”政策的这个社会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在建国以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就是来推动妇女解放，推动性别平等，那在这个从1950年到1970年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和政策来推动这个妇女入学，来推动妇女参加劳动，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中国在1970年代的时候，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从妇女的这个识字率，都已经走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就是这个“晚、稀、少”政策，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基础，这个“晚、稀、少”政策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那计划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的基本命脉，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所以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那独生子女政策失败了，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基本上是逆水行舟，这老百姓还在想着要生两个孩子的时候，你偏让他生一个孩子，这是很难做到的。

我有一个这个叔叔，他就是为了生一个儿子，他前面生了6个女儿，就到处跑啊。这个是你靠抓是抓不住的，而且村里人都是相互帮助的，一听说要来抓了，赶紧给他通风报信，所以这个它是没有这个，所以当一个政策，缺乏它基本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它是不会成功的。

那独生子女政策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说，一个政策的成功，必须要跟它这个社会政策、社会发展相协调，跟它的其他政策相协调，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同时，中国修改了《婚姻法》，把《婚姻法》这个事实婚姻年龄实际上是降低了，一方面你要推动大家晚生，但是你又把《婚姻法》这个事实结婚年往前推了，所以这个政策的协调性是相当差的，在这种情况是很难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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