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的逻辑与挑战

陶然：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基本上已走到尽头

解说：2008年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序幕，在陶然看来那时世界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在当时应对这场危机的方法，也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陶然：大家知道2008年，从美国开始策源，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就意味着，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以出口为原动力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国际市场这时候不行了，之前我们大概每年出口增长，在百分之二十几，2008年之后这出口，可能办成了零增长、负增长，或者是就是说说非常低的个位数的增长，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中国政府呢，大概从财政上投入四万亿，去进行大规模的“铁公基”，基础设施建设，央行呢同时也放松了信贷政策，原来是在进行房地产调控，现在房地产调控，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放松了，然后同时大规模的放贷，比如说在2009年，我们银行就发放了9.8亿的贷款，2010年仍然高达将近八万亿，那么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去哪了？在金融体制仍然是国有银行为主体，仍然被严格的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它被配给到了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央企，那么地方投融资平台，运用了这个贷款，进一步新建和扩建了工业开发区，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新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建设，而垄断型的央企，我们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去收购各种资源和矿产，因为当时正好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的能源和资源价格呢，开始有所下降，那么我们很多央企认为，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期，事后证明是抄在半山腰上面，还有一部分，继续投入国内的土地市场，进一步地推升了城市的地价，事实上大概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们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涨得非常高了，那么这时候呢，中央政府开始在一线城市，实行所谓的这种房地产调控、限购限贷政策，那么到了2009年之后呢，这个房价随着信贷政策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放松，那么一线城市房价又继续高涨，那中央政府不断不采取措施，又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进一步地这个加剧限制，那么这时候大量的钱，就从到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去炒房地产。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大概基本上是在一二线的城市，到了2009年、2010年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基本上向全县、各县城市全面扩张，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房价，大概在一两年之内，平均都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到两百，房地产全面泡沫化，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它形成的一个机制，跟日本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房地产泡沫，有非常相似之处，日本在1980年代的时候，也是压低日元的汇率、推动出口，结果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就非常大。美国受不了就要求日本进行日元升值，日元一升值以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就开始下降，那么日本政府为了应对这个经济的不景气，也开始采取大规模的这个信贷刺激政策，结果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飙升，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反应，跟日本当时的反应非常相似，我们也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刺激政策，我们并没有汲取日本的这个教训。

日本的房地产跟中国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房地产泡沫，主要表现在商业地产领域，因为它的住宅地产呢基本上涨得不太快，它主要是对于特定的，有商业价值的这个土地，来进行炒作它那个飙升的幅度比中国要高很多，我们的房地产这个价格的飙升，没有日本那么高，但是房地产泡沫的广度比它大，我们是在这个住宅地产先开始出现泡沫，然后后面就出现商业地产、养老地产，从头到尾还有一个死人地产，墓地也在炒作，所以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比它的广度要大，但是我们的高度没它这么大，对经济的影响呢可能比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可能还要更强一些，不仅进一步地加速了房地产泡沫化，而且会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我们工业用地土地出让达到了14.1、15.4和19.3万公顷，这个比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那一轮建设工业开发区的狂潮的，土地出让量还要大，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增长，那为什么你还要去建立，这么多的工业开发区，那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要做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因为这时候中央政府样经济中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那么很多地区，尤其是内地地区，它的制造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房地产呢价格已经冲上去了，这样就给很多地方政府，带来一个财政幻觉，就是说哎，这个地方的商住用地的价格很高，甚至未来可能还会再高，那么我们未来呢就可以有足够的收入，去搞新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

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道德呈现，因为这时候中央鼓励银行向地方政府借贷，那我们这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这个地方政府呢，如果我是地方政府领导我也会去想，这时候能借到钱，不借白不借，一方面我的商住用地出让金现在很高，我应该能还得起，如果我万一还不起，这银行是国有银行，中央不可能看这些银行倒闭，如果还不起的话中昂政府一定会来兜底，所以这样就存在，就出现了一个地方政府能愿意多借就多借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不当的信贷刺激政策，所导致的这个财政幻觉，和这个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银行体制给地方政府带来的道德风险，就使得我们在2009年之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去借贷，去建设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是吧？形成了更进一步的工业开发区占地过多，产能进一步累积，新城区建设也过度、房地产建设过度，地方政府债务飙升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在2009年之前，我们大概就是四五万亿，到了2010年，就已经超过十万亿，现在大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数字，大概至少会接近二十万亿，甚至有的人在估计，二十到三十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你到很多这个地级市，或者县级市去看，那个郊区大规模的楼盘建设，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去买，随着这几年房地产价格开始平稳，甚至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下降，那很多楼盘就销售不出去了，还有很多工业开发区占了大量的土地，农民的地已经征了，企业过不来，土地荒芜，但是地方政府，在征地和搞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欠了大量的债，就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还款的压力，地方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国有企业资产，房地产价格一下降，土地价格也下降了，土地价格下降以后土地出让金也在下降，而你又欠了银行很高的债务，那这土地出让金可能最后连银行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那怎么办？这就是最近这个一两年，财政部不断的推动一些政策，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的这么一个原因。

解说：除了房价飞涨，城市用地失衡，在走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这个中国发展模式，还会有哪些隐患亟待解决呢？

陶然：这样的一个模式到了现在，这个传统的增长模式，它就基本上我认为走到了尽头，因为这个模式它带来很大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城市的房价过高，我们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不可能获得可支付的住房，他买不起房子，我们农民工大概两亿六七千万，大概基本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里面能买得起房子，而且一般也不是在他打工的地方，一般在老家买点房子，那个房价会低一些，我们新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很难支付城市的房价，但是在很多地方呢又出现了房地产的过剩，而且在一个很高价位上的过剩，买不起但是如果这个房地产价格下来呢，那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全部要亏本，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也会导致政府在征地过程里面跟农民产生矛盾。其实刚才我讲了，我们政府征地，给的补偿的这些年实际上是在提高的。政府也有它的苦衷，因为它征收土地以后，将近一半左右，工业用地它是亏本的，它赚钱的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商住用地。一个农民被怔了地以后，他看到的就是你把这个土地出让都是卖的房地产的高价，他没看到政府在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上是要贴钱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府跟农民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征地过程中引起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征地拆迁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政府和农民都没得到太多的好处，所以，那么怎么办？

中国的改革现在才刚刚到下半场，也许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还有关键几步，一定要迈出去。

陶然：中国若不全面改革经济不会有下半场

陶然：那么未来的改革潜力在哪里？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张图上，要打破政府对于一些高端的服务业和上游重化行业的的垄断。也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打破这个垄断才能够让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真正地发挥它的潜力。现在政府正在推动所谓的PPP，也实际上是引入民营资本，这是第一个垄断。这些行业都存在国有部门垄断，打破的难度非常大，而且我们如果看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你看到比如说对于地方的一些垄断的公用事业部门，这个垄断开始在逐渐地打破。但是对于一些央企，我们发现这个垄断的力量甚至在进一步的加强。比如说很多人在谈大学生就业，我们现在每年大概六七百万大学生在就业，就业非常困难，一方面跟我们大学的扩招有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它是国有垄断的。

国有垄断的部门一定是雇佣人数比较少，享受垄断的租金，如果你打破垄断，让更多的民营部门进去参与竞争，它实际上是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刺激。然后也给我们的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实际上是我讲的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对于住宅用地的垄断供应。这个里面现在也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房价偏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又依赖于高地价和高房价，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下行的时候，地方政府更有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垄断。因为这时候如果你要打破垄断的话，集体建设用地，比如说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会增加供应，但是原来用高地价购买住宅用地的房地产商，他可能会直接面临破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可能马上就会破掉，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但是不打破，这个泡沫迟早有一天也要破裂，而且这些农民工包括我们大学生，也不可能获得体面的、可以支付的住房。

所以这里面就面临一个两难，我一直在提出来这个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个双轨制。比如说对于一些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都应该允许这些城市的城郊村和城中村，本地拥有土地的农民在符合城市规划，也愿意给地方政府交纳一部分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基础设施用地的条件下，允许他们合法地为外来农民工盖出租房。这个房子在短期之内只能出租，能出卖，只能出租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要防止对于正规的房地产市场进行过大的冲击，但是同时又为我们的两亿多农民工和每年几百万大学生，解决他们体面的而且可支付的住房问题。这样的一个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样做政府不需要再花钱建保障性住房。

如果我们能给两亿多农民工，包括他们留守在农村的家庭，留守的妻子或者是儿童盖房子的话，大概，我估计4到4.5亿人未来五年左右，概1到1.5亿套出租房，主要在流入地，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实我们有足够的土地来给他们提供体面的居住，那么我们中国的流动人口就能够在城市里面实现永久性的定居，夫妻、父母和子女都可以团圆，然后他们能够逐渐地变成城市人。夫妻都可以在城里面打工，获得更高的收入，孩子可以在城市里面，公立学校里面就学，他们就会逐渐地变成我们讲的这种中产阶级。然后也有助与扩大内需，通过市场机制来建设1到1.5亿套住房，本身就会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建材、钢材、水泥包括家电产品，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现在严重过剩的产品，起到一个吸收和带动的作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又不刺破房价的泡沫，中期，它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定居下来，中长期拉动中国的内需，也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平等。

但这个改革，应该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改革，我刚才讲，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说，中国的改革现在才刚刚到下半场，也许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是还有关键几步一定要迈出去。但是现在我们最近这几年，中央政府也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觉得认为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空间。我想的说是意识到中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改革，甚至提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不意味着改革就一定可以顺利地进行。因为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它有它特定的制度背景，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有内在的一个逻辑，而且会带来相应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固化。所以要扭转这个模式，哪怕是逐步地扭转也不容易，而且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泡沫化，泡沫在一些地方，包括股市和楼市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破裂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缓解泡沫，不让泡沫破裂的过程，去杠杆的过程里面要非常非常慎重。尤其是要防止去杠杆过程里面，泡沫直接破裂引发金融、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性的风险。现在面临的经济改革就是政府和国企逐渐退出，绝大部分现在仍然具有垄断的部门，政府不要再通过所谓的土地出让金或企业的利润来获得财政收入。要通过放开这些部门，对这些以民营为主体的部门来收税，收了税，为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全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实现一个良性的现代国家制度。我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动改革，我们很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也不会有下半场，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李新翼。最近TPP成为了新闻热点，您觉得中国没有加入TPP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谢谢。

陶然：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考虑加入TPP，第一它对于中国中低端行业逐步地走向正规化会有好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制造业，包括出口导向型的这种消费者工业，它对于劳工，对于环境的保护都是不足的。一个更严苛的贸易条件，可能短期内有损于中国的出口，但是它会使得我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家更加注重对于环境和贸易、环境和劳工的保护，这个是中国本身改革就需要做的。第二这种更高级的贸易平台，它意味着我们一些国有企业，包括在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国有企业，这样继续进行垄断，行政性垄断和政府的较多的补贴，不能再做了。这个恰恰是中国未来就应该推动的改革，我认为实际上中国不仅不应该回避TPP，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并且加入TPP的谈判，来推动中国未来所需要的改革。

观众：陶老师您好，我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大一新生，现在中国政府针对于高房价的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您觉得这些措施有用吗？合理吗？然后我还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觉得解决高房价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陶然：为了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我们中国政府采取了各样变通的手法，包括所谓的什么两限房、公租房，还有廉租房等等大量的一些措施，效果不会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地方政府它依赖于垄断限量供应商住用地，来获得它的财政收入。你现在让大学政府大规模地去建保障房，它没这个积极性，因为这会增加它的支出，同时会减少它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中央政府不断地在推，可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去做，我们看到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基本上没有针对那些真正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农民工的。而我们正式里面常住的这种居民，大部分家庭都已经有了住房，他们对保障性住房的需要其实并不是非常大。原来的市场是个扭曲市场，然后你通过一个破坏市场的方式强迫地方搞保障性住房，它也没有积极性，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改革土地自主，要采取一个我刚才讲了一个渐进的方式，逐渐地让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市场化。允许城市郊区、城郊村和城中村的农民，那些人口流入地的城郊村、城中村的农民能够合法地给外来农民工盖体面的可以支付的出租房，通过市场制度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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