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的逻辑与挑战

核心提示：在过去的30年当中，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词，而它也带领了中国有飞速的经济的增长，那么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增长模式，其实是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众不同”，那么究竟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增长模式”它是什么，它会在将来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什么样的方向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陶然将告诉我们。

凤凰卫视11月7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陶然：中国增长模式是东亚模式的极端版本

田桐（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增长模式”，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0年当中，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词，而它也带领了中国有飞速的经济的增长，那么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增长模式，其实是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与众不同”，那么究竟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增长模式”它是什么，它会在将来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什么样的方向呢，我们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给我们揭晓答案。

解说：陶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高速增长，土地改革与公共财政，30多年的高速增长背后，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陶然强调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改革，中国的经济没有下半场。

田桐：陶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世纪大讲堂》，那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新常态的状态当中，那么您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说，中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下半场，我们可能会形容踢足球的时候有上下伴唱，您为什么把这个词放到了中国经济的。

陶然（主讲人）：因为有一句古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中国经济过去三四十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也在市场化的这个方向上，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没有完成，而这个改革是使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有很艰苦的这个工作要做。

田桐：那您觉得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的这种中国增长模式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的这种增长模式，有什么与众不同？

陶然：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我们政府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的一个超常规的作用，这个既带来了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非常高速的增长，也给未来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隐忧，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政府能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推动经济改革。

陶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凤凰卫视大讲堂来跟大家交流“中国增长模式”这么一个题目，我知道提“中国模式”这个词呢是有争议的，那很多学者会认为，模式这个词代表它是一个正面的词，所以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看好的人，他会支持这个词，那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大问题，那些学者他会对这个词很反感，那我谈“中国增长模式”是从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角度来谈的，它不存在褒义和贬义的这个问题，我们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来讨论，它到底后面的逻辑是什么，应该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在过去三四十年我们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这个在全世界肯定是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长呢，在不同的阶段，确实是有它的特点，有它的模式。

解说：从1950年代到1978年，中国曾经走过一段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时期，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轨，陶然眼中的“中国当前增长模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参照物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一个被称为“东亚模式”的发展之路。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相似之处，例如，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政府亲商，但是相对却轻视劳工，然而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陶然：中国的模式实际上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极端版本表现在我们经济对于投资，对于出口的依赖性甚至要更高，那么真正把中国和传统的东亚模式区别开来的，是我们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如果大家去观察中国的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投资，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行业的发展，表现出来一个超强的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满足的这么一个冲动，各个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建设各种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跃进。

我这里面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实际上是讲，投资占GDP的比重，那最底下这一根线是世界的平均水平，大概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在20%左右，日本和韩国大概基本上30%到40%，但是中国是40%多，到最近这些年甚至我们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5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与此相对应，这里面讲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是GDP增长靠消费拉动的部分，那全世界平均水平大概在70%到80%，日本和韩国呢，百分之五六十，我们中国的数字大概在40%左右，这是居民消费，当然如果包括政府消费，我们会稍微高一点，我们的这个消费占GDP的比重非常低，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投资占GDP比重非常高，换句话说，我们有过度的投资，形成了一个很过剩的产能，它必须要通过出口来去消化。

那么在讨论中国经济模式的逻辑之前，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模式是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那么这个极端版本意味着什么？我们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虽然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投资相对偏高，消费偏低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发达经济体，而且呢总体来看，这个社会收入的分配是比较平等的，而且产业也逐步实现了升级，政府的腐败呢也开始减少，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

陶然：我估计中国估计有上万个工业开发区，这在全世界大概是几乎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基本上是人口扩张速度的两倍，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地结构的失衡。

陶然：中国城市面积扩张速度是人口的两倍

解说：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问题的增加，一面是产能过剩，一面是消费不足，陶然眼中的“中国增长模式”好像一枚硬币，两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图案，那么哪一面会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会走入传说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吗。

陶然：这张图我认为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这个图的左下方这一块，就是讲在中国呢我们存在一个，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金融体制，这个金融体制它什么特点呢？它就从老百姓和企业那里吸收存款，廉价的贷款，加两个点以后的“廉价”贷款，它会优先投放给两个主体，第一个主体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拿到这个廉价的贷款之后，它们做什么呢？那它首先拿了这个钱，它先去征地，但是政府征了地以后，它是不能够把土地直接出让，它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做基础设施，前几年，大概一亩地征地的成本大概在二三万块钱，给农民支付的补偿，但是如果我在土地上，再做这个基础设施，要做所谓的“三通一平”，现在“七通一平”、“十通一平”都有，那一亩地可能要八九万块钱，加起来呢，一亩地在这个征收，和基础设施准备之后，成本一般在十来万左右，然后把它出让出去。

出让出去政府的策略就非常不一样，如果是工业用地，那么政府一般会以接近成本，甚至是低于这个成本的价格，出让给工业用地的这个使用者，而且一次出让大概就是五十年，换句话说当工业制造业的用地者拿到这个土地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花钱的，或者是政府要倒贴给他，那政府把这个土地出让出去以后，它是找银行借的钱去做这种工作，它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钱能够收回来呢？那这里面就经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链条。

首先呢，它要把这土地出让出去以后，吸引来那些制造业的投资者，这投资者过来以后呢，就开始进行生产，给地方政府，他会去交两种税，第一个是所谓的增值税，但是这个税百分之六七十是中央政府拿走的，地方政府只能拿20%几，另外呢，企业呢投产以后，它还会给政府交一个所得税，这个所得税这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里面，一般也会有三到五年，甚至十年的减免，所以光从制造业到这个企业，到这个地方来，那个进行这个投资的时候，政府能够赚过来的钱它是不多的，但是一旦制造业开始在本地形成了，比较好的投资以后，它会带动本地的服务业，包括商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商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两种收入，第一个是它们要给地方政府交营业税，这个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所有的，第二呢，商业、住宅业的用地的出让金，这个是完全是地方政府所有的。

换句话说，我们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它为什么愿意去压低工业用地的地价，去拼命的去招收制造业的企业过来，它其实看到的并不是制造业给它带来的那一点增值税的收入，它主要是看制造业能够带动本地的服务业，所带来的财政的溢出效应，能够带来商住用地，高额的商住用地出让金和营业税。在这个里面赚钱以后，它再用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去归还这个银行的贷款，这样完成了这么一个循环，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去做，那么我们就会形成各个地方招商引资放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所谓工业开发区的这么一个大跃进。

这个开发区一波一波的热潮就开始，甚至延伸到了中国的这个西部地区，因为我们的土地比较便宜，加上我们的劳工比较便宜，加上甚至我们很多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它会放松对于劳工和环境的管制，那么中国就成为了一个中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天堂，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硬币两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我们的消费不足，那么过剩的产能就必须要向国际市场上，把它卖出去，恰恰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一个大幅度的贬值，就使得我们这样过剩的产能，可以逐渐地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卖掉。

那么到了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就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强，那么中国的产品就开始逐步地大规模地占领国际市场，把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的生意全部抢了，而且同时呢就会形成一个贸易顺差，这个贸易顺差开始大额地出现了之后，按照政府情况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就应该升值，但是由于我刚才讲的，开发区一拨一拨在建设，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过程，直到2005年才非常缓慢的开始，人民币汇率迟迟不升值，就会使得我们的顺差越来越大，大量的境外的热钱赌人民币未来升值，它们就从国外转过来，在国内的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这个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所以大概到2002年到2008年，我们迅速地积累了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而央行呢，为了对冲这个外汇储备，就不得不超发大概二十多万亿的人民币，来对冲这个三万多亿的这个外汇储备。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经济里面的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投入到哪里去，第一个投入股市，第二个是投入地方政府限量供应的，商住用地上去，所以大概到2008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第二个方面呢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这么一个金融体制，它廉价贷款另外的一个发放对象，就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还有一些段毅的服务业部门，一些垄断型央企，这些企业呢，其实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那议论经济下行期间，基本上表现都非常不好，但是随着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2年以后，我们的这个出口导向型的消费品工业大规模的发展以后，它们需要大规模的能源原材料，也需要很多的高端服务业，同时呢，他们也能够从这样的银行体制里面获得一个非常高额的、廉价的一个信贷，他们用借的这些钱做什么呢？那就去国内国外，大规模地去采购能源原材料，包括购买一些矿藏，这个矿藏的权益，同时还有一部分这个央企这个廉价贷款，他们拿这个钱，去参与房地产的炒作，这样的发展模式，就是我们过去15年左右，中国增长模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拼图。

我估计中国估计有上万个工业开发区，这在全世界大概是几乎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我们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基本上是人口扩张速度的两倍，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地结构的失衡，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城市用地，尤其是工业园区的用地，效率非常低，因为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作为一个比如说这个制造业的厂商，我可能只需要用50亩，我就说，你既然基本上是白送了，我就要100亩、200亩，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即使在很发达的地区，工业用地的项目的容积率，基本上是在0.3到0.6，这个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世界各国城市规划的标准，包括跟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它一般的城市扩张里面，这个城市的存量用地，和增量的部分，工业用地一般比重，不会超过城市里面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最多百分之二十，我们中国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过程里面，它会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土地，用来给老百姓做住宅，我们中国大概就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我们城市房价会涨得这么高，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到了2008年，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就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增长，那为什么你还要建立这么多的工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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